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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百年前的“中国热”更多是对中国的一种想像，并不是对中国真正了解。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欧洲思想大师的确曾经盛赞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文明，但他们之所以推崇中国文化，推崇儒教，将东方君主视为开明的象征，并非是出于衷心喜好中华文化使然，而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正面教材和理想国度来推动西方的进步，可称之为“借华讽欧”、“托华改制”，这和后来的康有为托古改制、借孔子之名行维新之实并无区别。所以，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溢美之词更多的是对中国的一种幻想，说中国文化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更是无稽之谈。当时的中国正处康乾盛世，多少文人士子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噤若寒蝉，哪有一点启蒙和开明的色彩？又怎么可能去推动欧洲的进步？ 其次，二百多年前欧洲“中国热”还有另一面，即有不少思想家对中华文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与伏尔泰齐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在其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华帝国的痼疾进行了辛辣和入木三分的批评，比如“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的不敬就要处于死刑。因为法律没有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以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比他稍晚一些的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则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些批评者的意见，今天看来似乎比莱布尼茨、伏尔泰式的颂扬要真实得多。 再次，今天的“中国热”，虽然西方各国不太看重中国文化而更多的是中国带给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商业机会，但与伏尔泰等人对中国的认识相比，现在对中国的认识肯定更接近实际，也是中国文化当前对西方吸引力的真实写照。二百多年前，中西的相互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和渠道少之又少，双方在相互认识的过程中，免不了产生大量误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西方的交流逐渐增加，这一过程虽伴随着不少矛盾乃至冲突，但总体上看，双方的相互了解是正确的内容越来越多，错误的内容越来越少。目前西方发达世界注重的是中国为跨国公司提供贸易机会、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这虽充满功利主义，但比起二百多年前欧洲对中国的幻想和误读，显然是进步了许多。 诚然，当前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中国热”依然存在肤浅的一面，笔者更认为，当前整个世界的“中国热”是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从“幻想”到“功利”再到“平等”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相比二百多年前，今日世界的“中国热”更接近真实情况，也更趋向理性和客观。“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羡慕二百年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溢美之词，不如实事求是寻找中国文化对世界吸引力的源泉。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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