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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从变化视角理解受众在古籍整理中的角色和需要。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古籍受众群体大约经历了三变：一变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精英内敛阶段。尽管曾有过古代典籍的通俗化要求，如“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中重新编辑出版部分古籍（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但那主要是出于政府高层政治斗争需要，与普通受众个人的阅读需要关系不大，因此涉及面很小、数量也很少，而古籍整理的真正的受众主流还是少数精英人物或文化人，这种精英受众呈收缩或内敛态势。二变是指80年代的精英复苏与通俗化并存阶段。虽然针对受众的文化启蒙需要，加强精英化建设成为“新时期”古籍整理的主要任务，但随着物质生活的变化、教育水平的快速普及与提高及文化启蒙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普通受众开始拥有了消费和接受古籍的需要与能力，这就迫使古籍整理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化热潮，如《史记注译》、《聊斋志异全译》、《文心雕龙译文》等。三变是指90年代以来至今的精英扩张与趣味分化阶段。一方面，随着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文化时代，精英受众群数量迅速扩张，古籍整理的需求量随之增多。例如，今年我国高校本科高专计划招生530万人，为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27.3万）的19倍，为1991年时（62万）的8.5倍。另一方面，随着大众媒介、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文化消费市场的发达，古籍整理面临着以前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受众的层次变得更多了，他们的阅读趣味也分化了。古籍整理如何应对这种受众新形势？ 冷静地分析当前古籍受众的结构，不难发现一种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已经出现，这就是受众分层。受众分层在这里是指受众群体在传播活动中由于社会身份与阅读趣味差异而出现的层次分化状况。不同的受众会有不同的古籍需要，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古籍整理领域那种单一的精英受众群体相比显然是变化惊人。粗略说来，当前的受众分层状况具体体现为如下三层次分别：精英小众、文化大众和普通大众。这三种人群在数量上的关系如果以图的形式表示，则呈现为一种金字塔分布： (见图) 在这个金字塔的内部构成关系中，尽管可以梳理出四类群体，但从它们之间相互分别又交叉的复杂情形看，分成三个层次应更合理。首先，处于金字塔高层即塔尖上的是精英受众群体，有专家学者、大学教师、科研工作者等。他们的文化教育层次最高，专业性强，但人数最少，属古籍整理受众中的“小众”，可称精英小众。其次，处于金字塔最下层的是低等和初等文化程度的人群，文化教育程度低，但为数众多，拥有最庞大的受众数量。最后，位居金字塔中部、上下两层次的变化与交叉地带的是普通文化人群体——那些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受众群体，如拥有大专、大本甚至部分研究生学历的工薪阶层、白领、机关工作人员、媒体从业人员等，可称文化大众。他们中不少人虽受过高等专业教育，但往往转而从事非专业的其他应用行业，因而在文化消费方面会呈现需要和趣味的多样化面貌。有意思的是，囿于传统的精英与大众二元对立观念，这个日渐重要的中间层次往往容易受到忽略。随着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而从事非专业的职业人员数量迅速增长，文化大众随之会不断膨胀，他们携带其强烈而又多样的文化消费欲望会成为图书市场、尤其是古籍整理图书的重要消费群体。这一群体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面对上述受众分层情形，古籍整理应该如何进行？是继续坚持过去的精英主流战略，还是顺应当前大众化趋势而义无反顾地走通俗化道路？我认为这两条道路都有其片面性而不足取。精英战略完全以精英需要为宗旨，明显地与当前受众变化趋势背道而驰。虽然其坚守古籍原味的初衷值得敬重，但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会遭遇市场困境——古籍高则高矣，无人问津又奈何？而大众化战略主要从大众趣味出发去整理古籍，一味地满足大众趣味而忽略提升，难免有时容易滑向庸俗化绝境。我的主张是，根据受众分层状况而实施相应地不同的多元化古籍整理战略。 多元化古籍整理战略，是受众分层时代的一项必然选择，要求根据不同受众群体需要而采取分层化古籍整理方式。（1）面向精英小众层次的古籍整理，应尽量满足这个层次人群的高雅文化需求。这类古籍图书需求量较小，印数一般不会超过5000册，但这类古籍在整理出版时就需要尽量保障专家们所偏爱的“原汁原味”，如繁体、竖排、无标点或者线装书之类。市场销量小却又质量要求高，往往造成要求高、投入大而市场亏损严重的结果。支撑这类古籍整理的应是政府或各种团体的文化事业专项投入，以及下面几类古籍整理的市场回报和补贴。（2）面向第二层次受众即文化大众的古籍整理，则一方面要保障高雅文化的雅趣，另一方面又要适当增强趣味性。因为这一层次文化水平较高，人数稍多一些（近年每年高校本专科毕业人数就已达三百多万人，未来几年将激增到五百余万），是文化消费市场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既有文化阅读需要，又有一定的购买力，同时还有强烈的日常生活娱乐与休闲需求，因此对于古籍有既高雅又广泛灵活的需求。这类古籍整理则可能既需要简体、横排、标点、注释甚至白话译文，还有相应的研究性著述，以及某些图文并茂、趣味性强的课余通俗读物。这样的古籍整理显然就有更大的市场，既可以养活出版机构，又可以促使它们把盈余投向上述精英小众的古籍整理补贴。（3）面向第三层次受众如初高中文化程度阶层（包括高中生、初中生、工薪阶层等）的古籍整理，则需要走提高与赏析结合的路线，即一边接受古籍教育一边有趣味满足。这个群体人数更多，大多处于青少年成长与认同阶段，性情活泼而为定型，受教育的欲望强烈、文化提升任务繁重，但又受到经济实力的限制，比较谨慎，选择时比较挑剔——即喜欢读那些相对不大费力的文字。因而这类受众在阅读古籍时，可能需要在第二层次书籍形式基础上更多地配以插图、连环画、评书、白话重写、演义、武侠小说等通俗形式。金庸小说虽然可以“雅俗共赏”，深入到所有阶层读者群中，但受众数量最多的可能正是这一读者群。（4）面向第四层即较低文化层次如小学生、普通人员、打工仔等的古籍整理，就需要实施娱乐中学习战略了。娱乐中学习，是说以娱乐为主而辅之以潜移默化的感染与提升效果，大抵相当于古代所谓“诗教”或古罗马贺拉斯所谓“寓教于乐”。这个层次的人数最多，其中小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在目前重视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家长舍得在教育方面下本钱，在孩子身上花钱。而这些儿童少年尤其需要的古籍形式，就可能是边娱乐边学习了。如何使广大少年儿童在娱乐中逐渐地接受中华古代典籍的潜移默化熏陶？这无疑是古籍整理工作者需要考虑的迫切课题。 当然，对上述多元化战略的描述尚是初略的，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无论如何，我们既不能死守“原汁原味”的老路，也不能干脆全盘通俗化，而应面对受众分层状况而制定相应的多元化与分层化古籍整理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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