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9日，梁思成逝世34年祭日；2006年4月20日，梁思成105岁诞辰。这位昔日国宝的死与生，又成了一个大可议论的话题。

    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此语甚是。同样，未知死，又焉知生呢？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和死更要紧的了。梁思成一生专攻建筑成就大器，但今日人们记得他的，更多的还是他的悲剧。他死力上谏保北京古城不得，再死力保城墙、城楼不得，又死力保牌楼等古建筑不得。1957年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这样的痛确实浸入了他的血脉。

    1972年他逝世之时，正是北京城墙被拆光之日。此前，在“文革”中，他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赶入清华园北院的一间平房里蜗居，那是他死之前最后的家，距他的父亲梁启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时的旧宅，仅咫尺之遥。

    父亲在清华园教书时风神清朗，声如洪钟，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呼唤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当年这位天真浪漫的少年，如今算是死在了父亲跟前。

    1929年父亲因庸医切错肾脏而亡，梁思成为父亲造墓，同时还为父亲生前好友、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设计了一块碑，碑上刻下陈寅恪的铭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碑就在清华园内，梁思成死之前该是记得它的。他的知己陈占祥从囹圄中出来，着笔挺西服到病床前看他，他对陈说：“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

    在清华北院风雪交加的陋室里，梁思成重温了儿时的艰难，家里吃的是一道贵州菜：清水煮白菜蘸酱油。这是父亲戊戌变法失败后寓居日本时的家宴。梁母是贵州名门之后，那时全家靠这道菜清苦度日。

    1901年梁思成在东京出生时，父亲正在从澳洲赶回日本的海轮上。在澳洲亲历联邦制度的创建，父亲的思想由“保皇”向“立宪”转折。回到日本，见到襁褓中的儿子，父亲转身创办《新民丛报》，疾呼“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这“新民”二字，该是要管儿子一辈子了。

    同样是这“新民”，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时，表哥借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毛泽东阅罢疾书：“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从此，这位农家少年，走上了闹革命的道路。

    父亲大概预料不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使儿子的命运突变。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兴起，梁思成和父亲说再见了，称父亲“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自己受了父亲的爱国教育，但“我的爱国思想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支撑梁思成说下这番话的，是“我这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新民”与“爱国”，在他的灵魂深处展开了较量。

    爱国他爱得不易。为爱国，他跑去学建筑，以为学得一门技术就可以报效国家；为爱国，他和林徽因漫山遍野寻访古建筑，写下《中国建筑史》；为爱国，他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培养国家栋梁；为爱国，他为文化遗产请命屡败屡战；为爱国，他死之前曾笃信批倒自己的学术就是为国家好，希望“接受群众批判，踏上千万只脚，其中包括我自己一只脚在内”；为爱国，他开始向自己的学术宣战，无奈“一开口就放毒”，欲寻死而不能；为爱国，他竟要和父亲一刀两断……

    他是“新民”而生，“爱国”而死，一生也未走出“新民”与“爱国”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