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未曾想到，在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仍有多人慕名寻入他与陆小曼在江南古镇新婚后的欧式红房，试图对当前略显沉寂的新诗进行反思。

　　27日，七十余名国内诗人、学者会聚徐志摩故乡浙江海宁的故居，在第五届浙江作家节的“徐志摩、穆旦与中国新诗”论坛上，围绕当前新诗边缘化吟诗热议。
 
　　自一九一七年胡适等人在《新青年》首次刊登此类自由体的尝试性作品算起，新诗已整整走过九十个年头，新诗不再热闹。就当前新诗发展状况，中国诗歌的权威刊物《诗刊》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李小雨对此直言不讳，中国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把西方两百多年的诗歌历程匆匆走完，在最高潮时，曾有八十五个诗歌流派在报刊发表成立宣言，伤痕、寻根、新田园诗、新边塞诗、女性诗歌、第三代诗歌运动等重要流派纷纷崛起，公开发表诗歌刊物的有几十家，《诗刊》月发行量最多可达三十万份。这个时期，新诗受到读者广泛关注。但同时，新诗走向另一个极端“形式大于内容”、“个人化大于个性”，生硬匆忙地模仿西方，也让这些新时期的诗歌探索表现出无序化、不成熟，付出晦涩难懂、逐渐脱离大众的代价。

　　据此，全国七十余名诗人的聚会也变得格外珍惜。浙江省作协诗歌创委会主任张德强称，今日，我们于此讨论新诗九十周年，显得十分热闹，十分隆重，但新诗在当下社会的名声却不是那么好，不那么响亮，影响不是很大。

　　近年来，在新诗沉闷期间，虽有坊间不断爆出梨花诗、裸体朗诵、天问公约等喧哗与骚动，但涉嫌哗众之举更使得诗歌遭遇冷热尴尬、深陷困境。

　　文艺理论家南鸥对新诗特征的点评更是一针见血：“我们依然在阴影中爬行，我们心灵的沦陷与流亡，我们精神立场的暧昧和世俗化倾向日益泛滥。”

　　尽管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当下新诗写作的现状，应该是“貌似边缘，实据重镇，看似平淡，实则热烈，纸网并进，浑然一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国内写旧体诗的有两百万人，而写新诗的仅有几十万人，写新诗的人比看新诗的人多。

　　这个沉重的问题今日被摆上徐志摩当年创作《再别康桥》的桌案上，被赵遐秋教授誉为“用白话文能写出最美诗”的徐志摩，可能不会想到七十五年之后，新诗会被逼上绝境，遭遇如此尴尬困境。

　　新诗寻求突围。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会上称，作为新诗，不能穿西装，打领带，头上面还戴着毡帽头。

　　谁能再别康桥？落寞的新诗暂时无人能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