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已近古稀之年，他原是英国人，早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就读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如今。

　　史景迁英文写得好，他以生花妙笔写中国故事，使人读来轻松愉悦，以致于心思随其笔锋起伏，吸引了广大的西方读者。他写人物传记为多，能从大量的零星素材中，借助文字意蕴的追求，捕捉到传主的心声与情感。他喜追究人物的自身存在价值以及社会投射在个别生命中的痕迹。史景迁笔下的人物，纷繁多姿，有雄视天下的皇帝康熙、雍正，也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有大起大落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有才华洋溢的作家鲁迅、丁玲等人，既有清廷臣仆曹寅，也有叛逆分子曾静，有上帝使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还有名不见经传的胡若望、王氏妇人。在《大汗之国》一书中，更涵盖自马可·波罗以来48位西方人物，包括外交官、传教士、作家和冒险家。他又从汤若望、赫德、戈登、华尔，写到鲍罗廷、陈纳德、魏德曼，几乎包揽了近现代想要“改变中国”的洋人。

　　史景迁笔下的人物写得生动，主要是能活用文学的叙事技巧与丰富的历史想象力，使“腐朽”的史料化作有趣而“神奇”的人事。于此已可看出，史景迁的书写方法不同于史学界主流。主流派仍然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史学的科学性、真实性与客观性。依主流派史家之见，史景迁是在写小说，并不足取。然而，主流派把历史写得像枯燥的社会科学报告，适授人以柄；正好又逢后现代风潮之起，其极端者断言历史就是小说。史景迁并不喜欢后学理论，他的书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无艰涩的名词，但他生动的叙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学界随后学而起“叙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声，使他成为史学叙事再生后的一支生力军。

　　史景迁写作策略的成功，得力于整个时代潮流的翻新，使他敏锐的历史想象力与文学叙事技巧，得以大大地发挥。他所用的史料虽不特殊，然数量颇为可观，但他的汉文阅读能力仍有改进的空间。萧公权曾写过《康熙自画像》的书评，指出史氏对若干文献的误读，然谦称是“挑小碴”，但史竟不躬自反，反而以“吹毛求疵”(nitpicking)为忤。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他仰慕吉本，但尚无一部可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的长篇巨制。
　　　　　
　　《康熙自画像》：未能挖掘出新内容

　　史景迁写康熙，从《曹寅与康熙：宠臣及其主子》开始。他利用新出土有关曹雪芹家世的史料，描写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之间密切的君臣关系；虽以曹寅为主，也可略窥康熙的统治策略以及清初情状。

　　史景迁的名著《康熙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　Hsi)用第一人称书写。这种小说家写法与史家所写传记很不相同，但他一样用了大量的史料。他想要呈现的不是坐在龙椅上一本正经的康熙，而是要写出康熙的内心世界，呈现这位中国皇帝在大臣、孩子、后妃、兄弟、仆从之间的生活面貌，既轻松又沉重，既欢乐又挫折，既渴望又忧心，可以从中感受到康熙的复杂心境。他写康熙精通骑术、喜欢狩猎射箭，既是一种锻炼，也在保持满州尚武精神。康熙能策马深入满洲故土，表现雄主的开朗胸怀。他长年征讨葛尔丹，也视作一场围猎，仿佛逼近猎物一般。他写康熙的晚年心境：勤政一生之余，感叹臣子可告老还乡，而帝王却没有退隐的余地，更得为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苦恼万分。

　　康熙年纪轻轻就平定三藩之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史景迁的笔下，康熙居然自认“战争由其失算而起”(resulted　from　my　miscalculations)，更没有料到他接受吴三桂之乞退会逼其造反，“一切都是我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　for　allofit——was　mine)。如此代言，殊非史家传神之言，而是小说家的想当然耳。他又以康熙的口吻向施琅说：“朝廷上人人说你到台湾后会叛变，然而我认为非你不足以平台，我可保证你不会叛变”(People　at　court　all　say　you　are　bound　to　rebel　when　your　eachT　aiwan.It’s　my　opinion　that　unless　you　are　sent　to　Taiwan　it　will　never　bepacified.You　won’t　rebel，I　guarantee　it)。类此向壁虚构的话，既不符中国政治文化，也不合史实，力荐施琅平台，并保证不会叛变的是理学家李光地也。

　　史景迁以小说家的手法写康熙自传，揣摩人心，剖析复杂的性格，勾勒出别开生面的康熙自画像，自有其文学性的效果。但他毕竟仍然是学院中人，需要遵守史家求真的原则，以史料为写作基础，但全书并没有挖掘出什么新的内容，也未能刻划康熙背后的清初社会与文化。因而引人入胜的不过是康熙个人生活的写照，而缺乏历史纵深。史景迁虽然精于叙事，但鲜能作有深度的历史分析。

　　史景迁笔下的康熙得到西洋读者的青睐，并不一定说明他“转译”康熙成功，而是成功地将中国皇帝“转化”为西洋人阅读的口味，亦不免有西方人的成见。康熙尽管英明一世，但在洋人的眼里，终究显得保守，以致给后来留下一个政治的烂摊子。史景迁批评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继位的纠葛有点进退失据；二是康熙虽喜爱西学，任用耶稣会士，并允传教，但对西方并不信任，因而有礼仪之争以及导致雍正的禁教；三是康熙以轻徭薄赋自豪，以此彰显盛世，但其永不加赋的政策按耕地面积缴固定税金，与人口无关，于是人口虽增，亦不加赋，为康熙的继承者造成财政困难。因此，以史景迁之见，康熙毕竟是保守的，不是没有意识到西洋文化的冲击，但由于墨守陈规，缺乏创新，未能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帝王。他还作了事后聪明的预言：康熙帝国已为19世纪中国的窘迫，留下伏笔。
　　　　　
　　《胡若望的疑问》：写历史，还是写小说？

　　史景迁于1988年，又出版了一本很有趣味的小书，书名是《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胡若望(John　Hu)是18世纪中国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广州的圣心会教堂里当门房，于1622年被携带大批中国古籍回国的耶稣会教士Father　Jean－Francois　Foucquet带到法国作为助手。但胡在途中以及到达之后，未按契约做抄写与翻译工作，反而伸手要钱，又偷别人的马骑，把光鲜的衣服送给乞丐，坚持要到乡间去当行脚僧。他喜欢巴黎，但讨厌妇女在教堂里做礼拜或在大街上行走，更敲锣打鼓用汉字宣扬男女有别，在圣保罗大教堂门前用汉语来传教等等。Foucquet强制阻挡这些“恶行”，并认定胡若望犯了疯癫病，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胡若望去法国之前以及回国之后，都没有疯癫的迹象。他语言不通，在陌生的环境里，完全被孤立，更不必说在精神病院里居住长达两年半之久(他在法国一共只有3年多)，其所受文化震撼之强烈，可想而知。按心理分析理论而言，在这种环境里，他的“不正常形迹”也许是他没有完全崩溃的“保护措施”。《文明与疯癫》(Civilization　and　Madness)一书的作者福柯(M.Foucault)曾说过，疯癫是文化诊断，而非医药诊断。然而史景迁并不能确定胡若望是否真的发了疯，所以称之为“疑问”，胡与英文who谐音，一方面固然指“胡的问题”，另一方面似乎在问到底是“谁的问题”，可见其题目颇含巧思。不过，麻省理工著名史家马思利莮(Bruce　Mazlish)却对这本书提出了不少疑问。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史景迁到底是在写历史还是在写小说？史景迁在序言中虽然承认主要还是无可奈何地依赖Foucquet的一面之词，但又言不厌其烦地搜寻史料之经过。不过，就算引用了大量史料，包括巴黎、伦敦、教廷等地档案，以及中国文献，不一定就是历史书写。

　　无论写历史或是写小说，都讲究叙事，两者之间的界线由于“后学”的冲击，似乎日渐模糊，但钱锺书所谓“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可以视为历史与小说之间不可逾越的基线。写历史小说者也未尝不博览史料，认真对待历史，遥体人情世故，揣之摩之，才能写得非常逼真，若书写欧洲中古传奇著名的司谷脱(Sir　Walter　Scott)，也深具历史感，但像《三国演义》一样，毕竟是小说家说故事，虽然真人，未必实事。至于历史书写，除了叙事外，尚须提议题、作分析，以便重建往事，发现其意义；如果史家不提议题，根本谈不上历史知识，不作分析，则看不见表象内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所以马思利莮的分析，胡若望很可能仅仅是一个坏脾气，不合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令人讨厌的边缘人而已。马氏也遗憾史景迁未能从他所知的中国文化来论断胡若望之狂，也无意从文化与时代的角度来探讨书中其他的人物。所以这本书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不是一篇上乘的历史叙事。

　　史景迁的书在英语世界畅销后，中文译本亦如雨后春笋，虽然译文味同嚼蜡，几乎每一本都有中译本，《近代中国之追寻》原来是给美国大学生写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并无译成中文之必要。史景迁在这本教科书里，误将“西洋楼”当作圆明园，所以说这座御园是传教士兴建的。《天安门》一书写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中文读者而言，既乏新材料，又少新意，而且漏了一条大鱼———章太炎，故就学术价值而言，也不值得译成中文。不过，当一个外国作者红得发紫的时候，我们似乎有义务翻译他每一本书，因为有市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