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在演讲。记者尚洪涛实习生孙寿魁摄

　　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曾在博客上自言，在北大讲课时，他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一堂课下来，欢声笑语，掌声不断。昨天，记者在曲江文化大讲堂上聆听了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讲座，才知道这位“北大醉侠”所言非虚。长达3个小时的讲座，几乎没有人中途离场，孔庆东时而幽默时而尖刻的语言赢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一来到西安我就“矮了半截”

　　孔庆东上台的第一句话就是：“坐在这里讲课，我诚惶诚恐。”他说自己曾在全国各地“东讲西讲”，但每次一来到西安就不由地“矮了半截”，“在全中国，有两个地方我绝对不敢胡说，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西安。因为北大有的是古代文学专家和古代文化专家，在他们面前我只是学生；而西安这座古城里卧虎藏龙，西安人对汉唐历史相当熟悉。所以为了扬长避短，我只能讲讲我熟悉的现当代文学。”

　　现代文学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

　　提及现代文学，孔庆东打开了“话匣子”：“现代文学始于1917年，这不是一个随便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周作人的两篇文章《人的文学》与《贫民的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首次提出文学应该重视人的个体的独立性。”孔庆东认为，真正重视“人”这个问题的是鲁迅，“鲁迅在文学史上地位这么高，一个核心原因是他空前地强调人的个体尊严，尊重每一个人的内心想法。”他说，鲁迅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来不写人民物质生活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而是剖析了现代人的灵魂，重视了人的尊严。“现代文学的含义是什么？不一定是在现代的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改造民族灵魂，这个任务很艰巨，而且至今还没有完成。”中国文学还会回到“汉唐时代”

　　孔庆东说，建国后中国文学有了一个好的环境，“十七年文学”中，《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很多书的销量恐怕是今天的畅销书都无法匹及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这些作品是很合乎中庸之道的文学，里面有高昂的人性”。孔庆东认为，“文革”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一方面保持了“十七年文学”的高尚一面，同时又大面积地开拓了人的生存空间；而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却不复80年代的文学景象，大部分作家不再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文学进入了一个低层次的百花齐放时代。“不过，我相信这些都是暂时的，中国文学还会回到‘汉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