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船模型

1987年，沉睡南海海底840多年的南宋沉船被意外发现。

因为这条沉船，中国的考古专家们开始将探寻的问号由陆地转向大海。

此后20年间，围绕这艘沉船的发掘、打捞和保护，开创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的时代。

面对大海的沉默，考古专家们开始在中国绵长的海岸线上寻找星罗棋布的沉船，中国历史中一度鼎盛的海洋文明脉络开始浮现。

发现20周年，“南海I号”仍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古老、保存最完整、最具价值的沉船。

4月7日，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开赴南海；今年7月，“南海I号”将浮出水面。

中国水下考古第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将从此开启。

海不扬波自有澜。“南海I号”所载的前世繁华与今生荣耀将在出水的一刹那揭晓。本报采访大量与“南海I号”结缘的一线考古专家、关注“南海I号”的历史学专家，率先带您走入“南海I号”的前世今生。

今生：发现之旅

最后的嘱托

俞伟超，中国历史博物馆已故老馆长，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86年，他倡议并一手创建了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令俞伟超至死最为牵挂的，是沉没于广东南海海域的一艘南宋沉船。

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意外发现一艘宋代商船，打捞出200多件珍贵瓷器。俞伟超夜不能寐，兴奋地为这艘南宋沉船命名——“南海I号”：“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它意味了一个开始。一直悬而未决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的考古悬案很有可能在这艘船上找到蛛丝马迹。”

2003年11月，在广东治病的俞伟超得知广东省将在阳江投资1·5亿元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又一次夜不能寐，强撑病体，写下一篇千字短文“商船战舰　东西辉映”。文中俞伟超将中国人把“南海I号”整体打捞并保存在水晶宫的创举，堪比英国人为16世纪战船玛丽·露丝号修建水下考古博物馆一事：“两艘木船，一为商船，一为战舰，一在东亚，一在西欧，东西辉映，是水下考古极为明亮的两颗珍珠！”

海底探宝始自“南海I号”

1985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域盗掘大批中国清康熙年间青花瓷器等珍贵文物，在荷兰拍得约2000万美元。国家文物局专门委派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耿宝昌到拍卖现场了解情况，这个“海盗式”人物给耿宝昌留下了深刻印象：“黄头发，赤红脸，长得五大三粗，但说到南海的沉船分布情况，他比我们自己还要熟悉”。

人类“水下考古”的历史不过百年，而西方人早在15世纪就开始了“海底探宝”的游戏。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技术进步，西方探宝者的目光才开始扩及东方。有人说，在西方探宝者的频频觊觎之下，中国的水下考古等于是“逼”生出来的。

1986年下半年，我国政府决定要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由俞伟超主持创建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时隔不到一年，南中国海上满载珍贵瓷器的中世纪沉船“南海I号”被发现，震惊了世界。1987年，张威即被派往荷兰学习沉船打捞和水下考古。“当时我国只有水下救捞机构，‘水下考古’几乎是和‘南海I号’一起出现的一个名词。”

南中国海古沉船超2000艘？

“英国人哈彻把南中国海的寻宝故事推演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99年，哈彻在南中国海打捞出了一艘大型清代沉船，被誉为“中国的泰坦尼克”的“泰兴号”，盗宝者从沉船上打捞出多达100万件德化青白瓷和牙白瓷。为了便于运输和抬高价格，哈彻竟然猖獗地敲碎了60多万件成色普通的瓷器，将剩下的35.6万件运往德国内戈尔拍卖行。此外，2005、2006年福建“碗礁1号”和“大练岛”沉船遗址被当地渔民发现后，均不同程度遭到盗捞和破坏，等到国家水下考古队介入发掘时，古船已是伤痕累累，文物也已散失不少。

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曾做过统计，南中国海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中国古船及其满载的成万件的外销瓷一旦遇上海难，都将沉没于南中国海，这里也因此被称作是“海底瓷都”。

2003年，为了配合打捞“南海I号”，“中国水下考古科研与培训基地”落户阳江。“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被看成是中国水下考古跻身世界一流水平的标志性事件。将文物连同沉船一起打捞上来，“南海I号”整个项目的费用近3亿……面对这些纪录，张威坦言：“作为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具考古学价值的中世纪沉船，‘南海I号’的发现可谓生逢其时，赶上了我国水下考古事业飞速发展的时期，我们需要对大南海的水下考古树立这样一个标杆。”

踞守南海，中国水下考古的视野也开始放眼海外。1998年，德国人沃特法在印尼海域发现阿拉伯沉船“黑石号”，船上载有6万余件我国中晚唐时期的珍贵文物。“因其发现于印尼海域，我国无法参与其发掘和保护工作，这批珍贵文物最终以高昂的价格被新加坡人购得。”张威说，“目前，我国准备加入《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与有关国家共同保护、研究和开发那些我国遗失海外的众多沉船。”

水下考古第一个黄金时代

由中国考古专家、打捞局专家共同研发的“南海I号”整体打捞方案，让有“世界水下考古之父”之称的美国专家乔治巴斯赞不绝口。　然而，张威说：“出水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水下考古的难度一大半集中在后期保护上。”

2002年从“南海I号”出水的部分瓷器由于侵入瓷器釉面的盐分结晶，撑破原有的光滑釉面，现已出现裂痕，出水瓷器将来如何保存？“南海I号”古船木质已经稀松，在水晶宫内如何保证拆掉沉箱后船体不散架？如果沉船上发掘出丝绸或其他古代货物，出水后又该如何保存？

张威说，围绕这些问题的破解，中国水下考古专家们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上演一台台好戏。一位考古专家这样告诉记者：“针对如何保住兵马俑身上的彩绘、避免敦煌壁画风化等诸如此类难题的攻关，中国陆地考古一路崛起，发展到如今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伴随着‘南海I号’及其文物的后期保护等问题研究的展开，中国水下考古也有望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文物价值：3000亿元宝藏？

文物收藏界广泛流传着“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中科院宋史专家陈智超告诉记者，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被称为“瓷之时代”。从已出土的情况看，“南海I号”集中了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等著名窑口的精美瓷器，所藏瓷器可达8万件。

此前“南海I号”出水的一件精美文物拿到欧洲市场试拍，结果获得了近百万美元的试拍价。因此有人做出这样的估算，“南海I号”上可能藏匿着接近3000亿元的宝藏。

科研价值：破解宋代生活的线索

“南海I号”曾经出土一件7米长的鎏金腰带，腰带由四股八条金线编织而成，表面饰璎珞纹，充满异域风情。此外，“南海I号”出土了许多“洋味”十足的瓷器，从棱角分明的酒壶到有着喇叭口的大瓷碗，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情。“目前出水的大量瓷器大多来自北方，而非广东本地瓷器，如果‘南海I号’确为广州始发，这就印证了广州早在宋代就是全国闻名的、直接面向海外订货的贸易集散地。”

宋代广州的贸易集散地到底发达到什么程度？除了福建、浙江，是否可能也会有河南、河北，甚至更远地方运来的货物？这些历史学的疑问，都有望依靠“南海I号”的发掘得出结论。

陈智超还将关注点投向“南海I号”的造船技术上。宋元是中国历史上造船技术大发展的高潮时期，宋船广泛使用了指南针等航海技术，还发明了隔水舱，船体巨大还可以养猪、种菜。“但是宋代发达的造船没有留下一张图纸，‘南海I号’打捞出水后无疑为研究宋代造船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实物资料”。

“出航远海的船是一种封闭的社会，人们会把那个年代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带上船，也就是说，‘南海I号’上未来出水的每一件文物、细节，都可能高度浓缩了当时的生活方式、贸易方式，提供陆地考古无从获得的佐证。”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这样告诉记者。更有专家指出，随着“南海I号”上诸多文物重见天日，极有可能为今天的世人展开一幅极为生动的宋人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历史价值：印证广东海洋文明

据了解，目前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国家一级文物的数量不过406件，而“南海I号”文物全部出水后，极有可能让这一数字翻倍。有人甚至说，依托“南海I号”的水下考古是广东一跃成为中国文物强省最直接、最有特色的路径。

“据《汉书》记载，广东早在汉代就有了通向世界的古港徐闻，唐宋时期，广州有了全国最发达的海洋贸易，‘南海I号’的发现可视为一个必然。”

省文化厅副厅长景李虎认为，按照目前探摸阶段的成果显示，“南海I号”船头朝向西南240度，极有可能是由广州或徐闻出海驶向海外。“目前，泉州、宁波等地正在加紧申报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文化遗产，而‘南海I号’则堪称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实物例证，它与广州城中的伊斯兰教‘光塔’、清真先贤古墓等遗址可以连成一条线索，一同见证了广东2000年来长盛不衰的海洋文明。”

前世：繁华之梦

“南海I号”上出水的精美瓷器

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海I号”这艘沉没于840多年前的船，恰好承载着宋高宗失落故国的叹息。她依然完好的巨大船身上，镂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而数以万计的器物，从海底带出南宋王朝黎民生活的背影、工商百业的繁盛、海洋文明的兴盛与没落。

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他组建舰队，改善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贸易刺激着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大量奢侈品进口，却也使金、银、铜钱流出海外。国内钱币越来越少，国计民生难以为继，战事挥霍引发苛捐杂税——尾大难掉，一个王朝因而没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此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

海外贸易：广州曾是中国代称

“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航楼云。”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9，形容广州城市形象如同一艘“大舶”。

据专家考证，“南海I号”满载着金、银、铁、瓷器等生活用品，其中有类似阿拉伯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还发现了眼镜蛇骨骸，专家推测为船上曾住有阿拉伯、印度商人，眼镜蛇为其饲养的宠物。专家推测，“南海I号”是一艘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

北宋时期，广州、泉州、杭州三路都已设立了市舶司，类似如今的海关，还开辟了往返印度洋的航线，只用3个月时间。到南宋初期，“三方惟广最盛”；广州市舶司的海上贸易收入，仍然是“倍于他路”。毕衍《中书备对》里记载说，明州(今宁波)、杭州两港口收购了一批乳香，共5376斤，广州则一次就收了348，673斤，占总数的98％强。

简单地说，广州那时就是一特大的商品集散地，是全世界的“广交会”。由于声名远播，盛极一时，唐宋来华的印度商人甚至以广州作为中国的代称。唐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支那国》条注曰“支那即广州也”；赞宁《高僧传》则说：“印度俗呼广府(广州)为‘支那’”。

当时的“广交会”都有些什么东西呢？根据《宋会要稿》记载，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金、银、铅、锡等五金原料和瓷器、丝绸、布帛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则主要是奢侈消费品，香料、药物、镶牙、犀角、珊瑚。

总之，是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而且进口奢侈品的数量，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增多，没有减少。官吏和有钱人一点也不把劳动人民的钱当钱，南宋时期，每年购入奢侈品花掉的钱，竟占去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的1／20。

宋代广州的贪官也借这些买卖发了财。他们发财的手法，大部分跟现在的贪官差不多。一是“呈祥”，通俗说就是“收回扣”，外国货船一到，先得拿些好的送给官员。

再有就是在阅货时接受“馈赠”，亦即“受贿”。也就是在抽查检验商品时，你给我钱多，我给你定个一级品；给得少，定个合格；没给，对不起，不得销售。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说你这货不行，得低价卖给政府，甚至没收充公。

有的官员还不满足于“分利”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跟现在很多领导爱在煤矿参股一样，借助手里能批条子，自己开起公司，私营海外贸易。

私营海外贸易玩得最大的恐怕要数南宋初与岳飞一同被解除兵权的大将张俊。《鹤林玉露》记载，张俊有天看到一个退伍老兵睡在后院，就问他，懒成这样，干嘛呢，会不会干点什么？老兵说他会做生意。问，会做多大的生意呢？回答说是“百万不行，五十万是可以的”。于是他就造了一艘大船，买来一百多个能歌善舞的美女，再买些零落绸缎，奇珍古玩，出海而去。一年后，他回来了，说自己是冒充“大宋回易使”，用美女换名马，以绫锦奇玩换珠犀香药，获利几十倍。

要说宋朝没钱，他是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要说他有钱，他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不能维持其运转。海外贸易的兴衰，正是南宋矛盾的缩影。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总结的：“南宋政府，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瓷器：风靡世界

“宋瓷成群，举国罕见。……惜哉！彩云易散，宝瓷易碎。洋人巧弄译笔，瓷器代称中国。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

——《遂宁赋》　魏明伦

“南海I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I号”上出水的瓷器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们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宋代各地烧瓷名窑迭出，官窑首屈一指。宋徽宗登基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

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其精美绝伦，遂以“景德镇”之名久久风行。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能工巧匠纷纷赶赴景德镇，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迅速发展。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的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宋代，广东瓷业进入一个空前的兴旺期，出现了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著名窑场，计有窑址80多处，年产瓷器达1.3亿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称，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

随着宋瓷的光芒远播海外，外国人对宋瓷趋之若鹜。在国外，宋瓷的使用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宋瓷输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用上了精美实用的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国家博物馆，还依然摆放有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海船：世界之冠

“蕃舶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百里，千百人之命，直系于一舵。”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专家告诉记者，“南海I号”之所以采用整体打捞的方案，很大一个原因在“古沉船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考古信息”。由于此前出土的宋代沉船大多破损、残缺，“南海I号”出水后，较为完整的船体将可能为专家破解大量宋代造船术、航海术的谜团。

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船舶开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昆仑等外国海舶，逐渐控制印度洋的海上霸权。面对北方好战民族的侵袭、围困，宋朝发展出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高峰。

宋廷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了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宋高宗更是亲自寻求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南宋时期，中国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直接将阿拉伯人手中的海上贸易掌控权争夺过来。

一般的宋代远洋商务船平均30米长，10米宽，可载百余吨货物、60余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载300吨以上的货物外加500、600人。对比前朝，宋船的设计更显气魄、规模，船体更加巍峨，装修更为华美。宋船头小，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在海上乘风破浪，船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面对狂风巨浪仍然能稳若磐石。宋船还设计了密封隔水舱，配备小船救生艇。

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有这样的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观指南针。”　据考证，宋代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特别是广州地区的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时间最晚不迟于11世纪末。当年，广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竞过的巨大舶船都配备了指南针导航。宋人糅合了唐人、阿拉伯人的占星术，一起用于远洋航海。宋人还利用发达的天文、地理知识绘制出了初步的航海图。宋钦宗时，徐竞奉使高丽，就曾将所经岛屿绘成了地图。

“一舟数百人，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面对茫茫大海、无限航期，宋船上装载美酒、养猪，鲜肉与醇酒成为宋人海上生活的一大乐事。

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蔚为壮观，有官方特别制造的巨型海船“神舟”并雇用民间的大型海船“客舟”尾随，洋洋洒洒数海里。宋神宗曾派臣往聘高丽，命人在明州建了两艘大海舶。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到达高丽后，高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巨船，“倾城耸观、欢呼出迎”……因此，宋船当时颇具国际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