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77岁的汪曾祺走了。在这个越来越浮躁的时代，汪曾祺这种人和这种文渐成绝响。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这句话是汪曾祺1987年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中提出的。他取笑那种“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的说法，认为这就像说“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他还说：“小说家的语言独特处不在他能用别人不用的词，而在别人的词里赋以别人想不到的意蕴。”

绝妙之处在于短

汪曾祺坚持认为“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从来不写长篇，最长的小说17000字，最短的如《虐猫》，仅600字。他曾经提到：“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转弄，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写小说，要把全篇大体想好。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都想好。在写每一段之间，我是想得几乎能背下来，才写的。写出后，如果不满意，我就把原稿扔在一边，重新写过。我不习惯在原稿上涂改，我觉得很别扭，思路纷杂，文气不贯……。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小说短，又不以情节取胜，汪曾祺的功夫全在文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