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朱先生的病床前，看着朱先生的血压慢慢归0。看上去他还在呼吸，可那是呼吸机在工作，此时是9点29分。默默地看着朱先生那瘦弱无比的身躯，我心里知道先生可能永远离开我们了。我们静静地站着，过了十多分钟，医生说：“你们先离开一下，我们再抢救一会。”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医生正式告知家属准备换衣服了。

  这么一个倔强的生命，终于无力回天。在“七十三、八十四”的谶言中，当代大儒与孟夫子竟成同寿。

透过模糊的泪水，我仿佛回到了十三年以前。

朱先生是我的恩师，博士生导师。记得1991年我在主编《易学大辞典》时，曾写信给朱先生想请他当辞典的总顾问，朱先生回信，说我可以给你提意见和建议，但不当总顾问。后来我多次写信给朱先生请教，他都是要回复的。1994年我决定报考朱先生博士，可当时朱先生已经不带境内博士了，我给朱先生写信表示了我的愿望，经过朱先生的努力，终于可以再招一届境内博士，于是我和娄毅师弟成了幸运儿。对我来说更是幸运，因为我是一个“老学生”了，我比娄毅师弟整整虚长十岁。

在三年的博士学习中，朱先生经常让我们去他家。朱先生的家十分简陋，他的书房有一个旧沙发，每一次我们都坐在那里，听先生给我们讲论文。朱先生记忆力极强，无论是讲到谁的观点，都能准确地说出，还能够纵横比较，旁征博引。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易学象数哲学研究》，这个题目涉及的面极广，从汉代一直到清代。朱先生反复要求要抓住主要问题，后来我就集中在“象学派”和“数学派”的问题上，重点人物集中在宋代的邵雍、刘牧、张行成、蔡元定父子。朱先生反复审阅论文稿，不但在观点上提出指导意见，而且连标点符号都进行改正。这篇论文，后来在答辩中，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好评，余敦康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们给这篇论文以较高评价：“本论文选题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朱先生精心指导的结果。

我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能赶上朱先生对国内学子的最后一次招生，能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并得到了先生的开诲发蒙，又何幸如之！”“在读博的三年中，受到了先生为人、为学两方面的诸多教益，对先生的感戴之情难以言表，谨此致以衷心谢忱!”

的确，朱先生给我的教育不仅是学问上的，更重要是人品道德上的。在北大哲学系，朱先生并不是最有名的人，但却是最有威望的人之一。记得在朱先生75岁生日庆典上，中国哲学室主任陈来教授就幽默地说过：“我想用一个时髦的词来归纳中国哲学史的三代领导核心，朱先生是继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之后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朱先生还是北大哲学系有名的“倔教授”之一，还有一位当然是梁漱溟。记得有一次，我们开玩笑地说：“朱先生您长得有点像梁漱溟。”他听了微微一笑，不置可否。按照先生的脾气，如果不同意，他立即会毫不留情地表示反对。其实他的长相跟梁先生还是差得很远的，只是人品、气质很像。

非常有幸，我可能是在先生晚年跟随先生最密切的弟子之一吧。我考取先生博士生时，适逢先生创办国际易学研究院，我有幸忝为其中的学术委员。1996年，先生又创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任首届理事长。其后又与任继愈等老先生一道向中央领导提出创办国际易学联合会，2004年正式批准成立，先生出任会长，作为两会的理事，我经常在先生的指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先生每一次开工作会，总是考虑得十分周到，布置得清清楚楚。

2005年11月，朱先生辞去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的职务，本人勉为其难接任理事长，我知道自己能力不够、水平有限，朱先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还是坚持参加了换届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他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

“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的宗旨是弘扬易学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扬科学精神，开展易学研究，探讨易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结合的途径与方法，为易学与科学的联盟，为易学与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今天处于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弘扬传统文化也有我们这一时代的要求，即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整理古代典籍，弘扬其中的优秀传统，就经典的内容说，要区别精华与糟粕，并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周易》经书所蕴含的哲理十分丰富。其中突出的是倡导两元或多元互补即‘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属于人类辩证思维的传统，而且具有中国的特色。此种辩证思维，无论对当今的科技思维以及人文思维的建树和发展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值得发扬光大。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希望新一届理事会带领大家为完成这个任务做出新的贡献。”

没想到，这一席话，竟是朱先生给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留下的最后赠言！

哲人驾鹤仙逝，弟子泣书一联：

易著四卷，终成哲学史第三代代表；

勤勉一生，堪为人间世不一般楷模。

2007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