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


　　1949年9月初，我正在华北大学接受南下工作的培训，班指导员胡一真通知我：“系主任尚钺同志找你谈话。”我应命而往，已有几位同学先到。尚钺同志满面带笑地告诉我们：“范文澜同志的历史研究室要从学员中挑选几人去学习近代史，条件是旧大学历史专业毕业，有较好业务基础，现在经过审查挑选，你们七人入选，请你们明天到研究室报到，祝贺你们！”第二天，我们七人就到了东昌胡同的研究室，办公室为我们办了手续，并通知说：下午全室大会，范老接见你们。室里对范文澜同志习惯称范老。大家安顿好住处后，便兴奋地等待着，倚在自己的被垛上闭目养神，似乎都在想象这位闻名已久的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形象和风范。
    
　　全室大会，除了我们新来的七人以外，还有十几位原已在室工作的老同志。主持会议的是支部书记王南，他发表了一小段欢迎辞后，就发干部登记表，解说填法。在我们填表的时候，范老已经悄悄地进来。他高高的个子，五十多岁，眼睛有点毛病，含着笑向大家打了招呼。大家鼓掌欢迎后，范老就开始讲话，带着浓厚的绍兴口音，旁人听起来很吃力，我则一字不遗地听进去了。
        
　　范老这天没有讲什么闲话，只是反复讲了“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的问题。他可能从我们的眼神中，看到对“吃冷猪肉”有点困惑，便操着绍兴官话，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吃冷猪肉”的道理。原来过去只有大学问家才有资格在文庙的廊庑间占一席之地，分享祭孔的冷猪肉。范老以此意勉励后学——只有坐冷板凳的人才能成为大学问家。我们把范老这两句话概括成“二冷精神”，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终身座右铭。几年之后，可能这位谨言慎行的老先生感到“吃冷猪肉”有为孔夫子捧场之嫌，便改提为“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虽文字不同，而寓意未变。
    
　　范老教我们“二冷精神”，没有止于言论，更重要的乃在身教。在从师范门的岁月里，范老自居前院，终日坐在落地玻璃窗下的书桌前攻读，兼着监督学生不乱上街，以养成“下帷苦读”的习惯。每当我们想偷偷溜出去，从他窗前经过时，范老常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我们只好羞愧地缩回去。久之也就不再心猿意马，而惯于坐冷板凳了。
    
　　范老对于学生既严格又关注，他多次交代办公室要安排好学生的生活。我们住在后院一排西晒的宿舍里。有一次范老来检查学习情况，发现宿舍内的人虽挥扇不已，仍然满面汗津津的。当年尚没有什么祛暑用具，他就嘱咐办公室架设遮阳设备，从此就不再感到燥热了。但对于学术则是严格要求，他为我们分配指导老师，确定学习方向。当时室里人员只分两级：在室工作多年，有一定资历和成绩的，如刘大年、王南、荣孟源、刘桂五等，都是研究员；新来的几人都是研究生，都师从范老，而由范老指定一位研究员为专职指导老师，荣孟源先生就被指定为我的老师。1950年初，为了第二年纪念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组织全室写文章。我就在荣孟源先生指导下，选定《太平天国底商业》这一题目，孟源先生为我开了基本书目，我又搜求了一小批参考书。有些书从未读过，如《马恩论中国》、《大众哲学》等等。我的文章经过自己多次修改后，孟源先生又最后作了一次修改，成为定稿，然后送给范老审定。范老找我谈过一次，给予鼓励，并修改了几处，1951年，这篇文章经过室里编委会审选，收入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论文集中。这是我学习马列主义后的第一篇论文。后来收在2002年6月出版的自选集《邃谷文录》（南开大学出版社）中。这一年，我又根据范老要求，写了《美帝侵略台湾简纪》，也经过范老审阅后，成一四万字的小册子，并选了一章在《人民日报》发表。1951年8月，由历史教学月刊社印行（天津知识书店出版）。     
    
　　范老培养学生从根上下手，我们七人报到后的转天，就安排我们整理室里收缴和移送来的北洋军阀档案。这批档案是未经整理过的原始历史档案。杂乱无章，稍一翻动，就尘土飞扬，又无相应的卫生措施，工作艰苦但无一怨言。经过四个月的努力，袋装档案文件已按形式分为：私人文件、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件、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扎成无数捆上了架。继而将对档案进行史料分类整理。人员有所增加，地点也搬到干面胡同一所宽敞的院落中，工作条件也大为改善。就在工作转阶段的时候，室里集中了几天，学习理论和有关北洋军阀的书籍。范老也在这时与大家座谈过一次。他慰问了大家的辛劳，讲了整理档案与研究工作的关系等。其中有一段话我印象深刻而终身受益，大意是：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确实很艰难，但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做起”的重要一步。只有这样，才能基础广泛而扎实。从此，“从根做起”的教诲就深植于我的头脑之中，并不时向后辈讲起。

　　随着整档工作的进行，我渐渐地积累了两册黄草纸本资料，同时也阅读了大量有关北洋军阀的著述。眼界逐渐开阔，钻研问题的信心也日益增强，并了解到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开展。以往一些著作，多半过于陈旧，而且数量也不甚多，而新著又几乎没有，有关论文也只是零星短篇。因此，我发现北洋军阀的研究确实是一块有待开发的用武之地。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整档工作已接近尾声。我对北洋军阀这一近代政治军事集团从兴起到覆灭，已有了一个大致轮廓。对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也掌握了基本脉络，奠定了我一生以绝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北洋军阀研究的基础。从1957年初撰《北洋军阀史略》起，陆续增订成《北洋军阀史稿》和《北洋军阀史》等三书，又编辑了一套三百余万字的《北洋军阀资料》（“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经过五十余年的不断钻研，我终于为北洋军阀史领域填补了空白。我自幸小有所成，未辜负师教。我更铭记范老当年对我的启迪和“领进门”的师恩。
    
　　范老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以大半生的精力从事《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撰述。其受众之广与影响之大，为其他同类著述所难并论。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为了纪念范老逝世十周年，编选了《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共收文十七篇。分为四组：关于中国古代史，关于中国近代史，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批判，关于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刘大年先生在该书序中认为，集中所收论文有三个重点，一讲近代史，二论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三是关于以经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述评。二者说法略异，但都未能包括范老的全部学术，而只是“选集”而已。抗日战争前，范老曾以乾嘉学风，掌握朴学方法，撰写了多种阐释传统文化的著作，它们是《正史考略》《群经概论》《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钞》等书。曾有人贬称曰：“那些著作的内容，不外乎清代朴学家们反复搜求、讨论的内容”。但是周恩来总理却对这些有功力基础的著作，给以公允的评价：“（五四运动时的范文澜同志）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范文澜同志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人民日报》，1978年10月8日）因此范老的著述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功底，令人读起来有坚实深厚之感。现在流行的一些范老的著作和论文，远远不能显示范老的学术全貌。我非常期盼近代史所能尽快筹划并着手《范文澜全集》的编纂，以嘉惠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