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5日，《大师》栏目在纪实频道正式播出，迄今已将陈寅恪、张元济、陶行知等19位大师的传奇人生搬上了电视屏幕，这一系列纪录片以其厚度与浓度唤起了今人对百年中国涌现的民族前贤们的记忆。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经历大动荡、大灾难，同时也是大变化，大转型的一百年，更是众多前行者为家国天下忧思力行的一百年，他们在中国的实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宗教等领域里开拓奋斗，试图挽救整个民族的文化和品格于危亡中。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名字仍然寂寞，他们的名字近乎陌生，《大师》重述先贤的人生传奇和人格魅力，这既是让后人重读中国近现代史，亦是审视和反省我们民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

　　《大师》作为栏目计划用3年时间制作150集，讲述100位人物的故事。所选择的人物，一生所为皆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在苦难的年代里努力为中国想一点问题、出一点思想、做一点事情，为民族复兴和同胞福祉奉献一生，至死不渝。

　　大师与大爱 
                                  
　　看《大师》，脑中常浮现张载的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隔了900年的时光，张载用以自勉的寥寥数语，成了蔡元培、张元济、陈寅恪这批近代中国的前贤的最好写照。

　　到最落后的乡村教孩子读书的陶行知，给中国孩子写童歌的黎锦晖，以出版事业开昌明教育并续文化命的张元济……歧路危急时刻，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为整个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而他们骨血中相通的气质，就是儒家所说的大人之象。人之大者，在于大胸怀，大智慧，以及最重要的——大爱。君子独善其身，他们却放弃了，无不把一己的生命嵌入了民智启蒙、民族救亡和文化拯救的大使命中，这正似李叔同的一句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也正因这份大爱，放下身段的他们在内心深处恰是“反精英”的，而这一点最终让他们超越了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中国一半以上的小学生用的是张元济编的教材，晓庄的高龄老人至今会唱陶行知教他们的《锄头歌》，一个上海的普通邮递员无意见到隐居的黎锦晖会激动得眼泪纵横。

　　蔡元培说，他身在的时代是“黑暗主义的年代”。关于这样的时代，阿伦特在著作中发出这样的诘问：“我们多大程度上仍需对世界负责？那种从世界向隐匿处的逃离，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蔡元培和他的同仁选择的恰恰是直面，为济天下，他们几乎是点燃肋骨当火把，把光芒散射到尘世生命所及的地方。

　　这些当之无愧的大师们的所为至今仍能作为中国命运的启明，甚至是当代人“可学”的对象，就如一位老清华形容一代导师叶企孙：“他做的是百姓们可以学习做到的事，只要人们能像他那样言行一致、终生不懈，就一定可以做出对人类有益的贡献。”

　　今日我们阅读大师，何止于“心向往之”。 
                                  
　　陈寅恪  弥留之际，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自复旦公学毕业后，陈寅恪从德国到瑞士、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辗转游学13年。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邀出考题，题目很简单，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就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上联仅有三个字：孙行者，他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后来他未及等到这些藏书，又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陈寅恪做学问是在书上随读随记，眉批上写满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下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流亡途中的工作条件惊人恶劣，在挡不住风雨的茅草房里，陈寅恪就着箱子，汗流浃背地坐在小凳上写文章。为了给他补充点营养，家里养了一只母羊，他在下课后带着女儿放羊，父女闲聊着走过山间小路，那是他难得的愉悦时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远在美国的胡适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他想起了30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名剧，《灭了的光》。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盲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

　　1953年，病中的陈寅恪收到了学生蒋天枢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后大受震动。尚未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

　　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起首便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恪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他提出“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在那个年代是惊世骇俗的。其实他坚持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论再生缘》完成了，但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他在文末题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他心境和志趣的隐喻。

　　1958年，陈寅恪已成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他说：“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他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没能在当时出版。

　　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午夜时才到达陈宅的吴宓看到，陈寅恪仍端坐着等待他，他在日记里描述：“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眉目成八字形……”陈寅恪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书写得很艰难。为了这部85万言的百科全书，陈寅恪用去整整10年。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他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以及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也许，晚年的陈寅恪是以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那寂寞的心境。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陈寅恪75岁。五年后，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陈寅恪没有留下遗嘱。 
                                   
　　丰子恺  愿载众生去永远太平的地方 
                                  
　　这样的画在他以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没有人画过。老上海弄堂里的理发店、澡堂子、馄饨摊上都会挂着他的画，小商小贩、纤夫脚夫都要传阅他的画；老人、小孩，甚至文盲都喜欢他的画。

　　在杭州求学时，因为李叔同一句：“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丰子恺说，他从此确定了自己的一生。

　　1928年，丰子恺决定画50幅护生画为弘一法师50岁祝寿。老师嘱咐他，画集应画得通俗，以优美柔和的情调，让阅者发凄凉悲悯之感。一年后的2月，《护生画集》第一集在上海出版，弘一大师题词写得通俗：“发愿流布《护生画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这一评价几乎成为丰子恺一生的画作的写照。

　　谁曾想，为报师恩的发愿之作，将成画家一生的责任。 
                                  
　　1937年底，日本人在杭州湾登陆时，丰子恺正在书房里画《漫画日本侵华史》。日军大轰炸过后，丰子恺带着十几口人挤上一条小船，万里流亡路一走就是9年。小舟里，丰子恺彻夜难眠，他担心没有完成的《漫画日本侵华史》会连累一船人，只好把画稿丢在了河里。他对女儿阿宝说：“扑通一声，好比打在心上。”

　　这个文弱书生拖家带口逃去桂林，一路上，丰子恺的画笔记录下背井离乡所遭受的苦难和恐惧，也记录下这人间难以愈合的创伤。他对女儿们说：“我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家乡石门湾及世间一切众生，到永远太平的地方。”

　　1939年，广西也遭轰炸。这年恩师李叔同60岁了，流亡的丰子恺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经历家仇国难，目睹无数生灵涂炭，纵是如此，他的这本画集却优美静谧，全篇没有任何刀枪杀戮。他画的，是他心中深藏的美丽自然和纯真善良的人间，那个世界里任何生命都能得到尊重，心灵可以得到安宁。恩师夏丏尊为画集写下序言：“沸汤长莲花，兵杖化红莲，此足以象征和尚之悲愿矣。”

　　收到画集的弘一大师回信道：希望在70岁时，收到第三集70幅，80岁时第四集80幅，90岁时第五集90幅，一百岁时满百幅。战乱中丰子恺给老师回信——世寿所许，定当遵嘱。这八字，许下的是将要绵延40年的诺言。

　　不到三年，弘一法师在福建圆寂。丰子恺依然坚守承诺，以他博大慈爱之心，作至纯至善之画，应答沧桑变化的人世间。

　　1949年4月，丰子恺带着《护生画集》第三集70幅画稿，来到上海，迎接一个新的时代。那年他对孩子们说，国庆十周年时他要给自己画根甘蔗，象征新生活渐入佳境。

　　建国十周年时，正是弘一法师的80诞辰，丰子恺如约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四集的80幅画。然而此时，他的作品已经开始受到攻击，他的新作难以得到公开，也无法正式出版。老画家只能把画稿寄到新加坡，交那里的广洽法师出版，对方是弘一大师的佛门弟子。

　　在你争我斗的世间坚持慈悲心的丰子恺，也许多少是个悲剧式的人物。 
                                  
　　1965年，在完成翻译《源氏物语》的同时，丰子恺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五集90幅画的创作，那时距离弘一法师的90岁诞辰尚有四年。这提前的四年，是天遂人愿？或是，丰子恺已经预感到什么。

　　一年后，“文革”爆发，丰子恺的文章和画被定为大毒草。经历无休止的批斗后，他被下放郊县劳动。寒冬里，女儿丰一吟去送棉衣，看见父亲还在地里摘棉花，眼睛被寒风吹得泪汪汪。老人住着茅草屋，有雪花落在枕边。女儿哭了，老父却安慰她：他们看我年纪老，派我做轻松的工作……

　　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待遇让丰子恺染上腿疾和严重的肺炎，被准许病休回家。虽然病了，老画家却很高兴，因为可以回家，又能画画了。76岁高龄的丰子恺此后每日凌晨4点就起，就着台灯微光，眯着昏花的眼，一幅一幅地画第六集的《护生画集》。身染癌症的丰子恺守在那扇看得见日升月落的窗边，守着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完成一生的承诺。

　　那是1973年，距离他和老师约定的时间还有整整六年。这年年底，丰子恺画完了《护生画集》第六集的100幅画，“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此时距他1928年画《护生画集》第一集，已过去了45年。很多年后女儿丰一吟感叹，六册的《护生画集》居然能够完整，是一个奇迹。

　　不到两年，1975年9月，丰子恺在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详地离开了。 
                                  
　　他一生最崇拜的人是老师弘一法师。他说：“我崇仰弘一大师，是因为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像一个人，这就是丰子恺一生的追求。

                                  
　　相关链接 
                                  
　　专家说《大师》 
                                  
　　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看《陈寅恪》这部片子，对于这位大师的敬业精神，以及他被人用几句诬陷不实之词，就被夺了职业赋予的权利的过程，有观照，却匆匆带过，颇感遗憾。在我的愚见，由陈寅恪和众多大师体现的敬业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重要特色，也是被破坏最严重的民族传统之一。我以为《陈寅恪》可以做得更好，无非希望我们的片子，做一种类型的大师，就尽可能把这种类型体现的中国文化传统某个侧面的真精神，介绍给观众。

　　说到大师有不同类型，比如让我参与的几集，关于马相伯、蔡元培、陶行知等，他们的活动领域、政治态度和人生理想很不相同，历史贡献也不一样，却都是富有创造性而不随俗浮沉的大师，博得超乎时空的影响。他们都是真正的中国人。纪实频道开设《大师》节目，唤起观众对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的记忆，在我是衷心支持的。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已经播出的人物传记来看，纪实频道所拍摄的角度和取材都很精致，相当集中。如丰子恺的上下两集，围绕了他与李叔同的知遇关系和坚持创作《护生画集》的故事，这是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不仅仅歌颂了中国文人一诺千金的传统美德，也不仅仅歌颂了高山流水的知音传承，而是当代知识分子充满了理想精神的潜在写作的伟大实践。像这样的故事，老百姓是可以理解，也便于传播的。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大师》这个系列，其实回应了时代一个需求，即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今天没有大师了？《大师》以大量事实表明，那个时代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其中有一个重要条件是，文化的气脉、文化的根基，那个时代还在。即一方面重视自我自立，同时又要将生命纳入天、道之类的大体系中。大师们的共同特点是皆爱国，皆有牺牲精神，这就是儒家所谓大人之象。

　　虞昊（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一代师表叶企孙》编者） 
                                  
　　我很赞赏和支持纪实频道所做的宣传大师的工作，特别是介绍叶企孙师，为此我作为一个老清华毕业生谈谈我的看法。

　　介绍叶企孙的事迹重在发掘他的教育思想。当年他带领学生自制仪器并不是物理系草创时期因缺乏仪器设备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而是鼓励学生养成动手又动脑的学风。而今叶师创建的操作车间都已消失了，如果连创新实验仪器都做不到，自主创新又从何谈起？

　　今天拍摄叶企孙，我希望不要拍成歌功颂德式的东西，这不符合叶师的心愿。他是平凡人，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伟人特征可以令百姓膜拜，他只是做了一些百姓们可以学习做到的事，只要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言行一致地去做，终生不懈，就一定可以做出许多对人类大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