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故里虽然不在河北，但他与燕赵、与燕赵文化的缘分却很深。就思想渊源而言，曹操外兵内儒的思想与燕赵大思想家荀子的思想有着继承与被继承、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从地域看，曹操成就霸业是以统一了包括现在河北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为基础的，他在远征乌桓的过程中自西南而东北穿越了燕赵大地，在被封为魏王后大力营建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作为其王都，可见燕赵大地对于曹操而言是何等的重要；就文学风格而言，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所创造的建安文学直接孕育于燕赵文化中，而曹操诗文所体现的刚健清新、古直悲凉的诗风，又使燕赵文化的重要品格———“慷慨悲歌”得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 
                              
　　思想之缘
                              　　
　　荀子(约前313-前238)，亦称荀卿，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赵国人。他以孔门儒学为基础，批判地吸收了各家学派之长，形成了“荀氏之儒”。他的思想包括修身、治国、用人、外交等许多内容，凡此种种我们都能从曹操身上找到荀子思想的影子。但荀子对曹操影响最大的还是其“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

　　荀子以礼为修身治国的最高准则。荀子所讲的礼已经被他灌注进一些法的成分，与孔子所讲的礼有所不同。荀子所讲的礼不仅指礼节仪式和礼貌，更重要的是他把礼看成是道德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他认为，执政者遵循礼就能得天下，不遵循礼，就要亡国。荀子主张“隆礼”的同时还“重法”。他吸收了早期法家的思想，主张“礼治”与“法治”并举，强调执政者应从礼义教化和刑罚两方面来治理国家。

　　曹操处于儒学体系在汉末社会背景下重演、选择和变异的过渡时期，其思想正是儒学这一变化过程在此时代的投射。虽然曹操对前代思想有着广博的摄取，但其基本思想属于儒学范畴，真正深入其骨髓，造就其“刚健”、“日新”、积极有为一生的，是儒学“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和“隆礼”、“重法”精神。正是源于这种思想的牵引，曹操由一个名微言轻的士家子起家，以弱为强化乱为治，遂成一代霸主。

　　曹操与荀子的思想渊源可谓曹操与燕赵文化的第一缘。
                              　　
　　地域之缘
                              　　
　　曹操与燕赵的地域之缘体现在他克平四州进占河北、远征乌桓以及营建邺城三件事上。
                              　　
　　首先是克平四州进占河北。曹操于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于许(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的几年间，占据了黄河中下游以南直至徐淮的大部分地区。此时黄河中下游以北的幽、冀、青、并四州已经掌握在袁绍手中。建安五年(200)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展开大战，曹操取胜。官渡之战失败后，袁绍病死邺城。曹操又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先后平定了四州。如此，几乎全部的燕赵大地就处于了曹操的执掌之中。

　　其次，远征乌桓。建安十二年(207)初夏，曹操率大军从邺城出发，长驱北上，远征乌桓。他们过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到无终(今天津蓟县)，上徐无山(今天津蓟县盘山)，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一路开山填谷，途经白檀(今河北承德西南)、平冈(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及鲜卑人的居住区，向东直逼蹋顿的大本营———柳城(今辽宁朝阳南)。蹋顿与袁熙、袁尚兄弟仓忙应战，大败，被杀，曹操获胜。从柳城班师时曹操走的是南线，取道今辽宁绥中与河北秦皇岛、昌黎一带。途中曾赋《观沧海》等诗篇记其事。曹操率军远征乌桓，从西南而东北基本穿越了今河北全境。

　　再次，营建邺都。邺城是一座古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战国时，魏据此地，改称魏，不久仍称邺。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置魏郡，治邺。汉献帝时，为冀州治所。邺城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曹操攻占邺城后，就将这里建成了他的“基地”，其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均设在这里。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除一部分镇守四方和在许都执行监视献帝的任务外，其余的也都聚集在这里，这样邺城实际成了曹操的都城。曹操死后还葬在了邺城城西。

　　这就是曹操与燕赵的地域之缘。他虽然不是燕赵人，但却在燕赵大地上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还把躯体永远地留在了燕赵的青山绿水之间。

　　文学艺术之缘
                              　　
　　我们知道，燕赵文化就根源来说是“苦寒”、“慷慨”的燕文化与“勇武任侠”的赵文化经过激烈的碰撞、交融而形成的。燕赵大地长期处于民族冲突的最前沿，所以燕赵文化表现出了很强烈的忧患意识、牺牲精神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表现在文化和文学风格上就是激越雄浑、清戾苍劲，就是质朴淳厚、不尚浮华。慷慨悲歌作为燕赵文化的重要风格特征，发轫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到三国曹魏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扬。

　　曹操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也很深。他“治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范文澜先生高度评价曹操说：“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特别是四言乐府，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曹操为文“清峻”、“通脱”，其诗则质朴刚健，“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他倡导下的邺下文人的作品也大都语言质朴遒劲，感情真挚深沉，形成了“梗概而多气”、块垒有骨鲠的建安风骨。曹操诗中深沉的忧患意识、豪壮的英雄气概以及创作中的革新精神都与燕赵文化的品格息息相通。

　　曹操的乐府诗具有广阔深厚的现实内容，真切自然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其诗最撼人心魄之处是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建安时代，从“董卓之乱”到诸侯间的混战，中原大地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劫难。面对满目创痍的现实，曹诗中描绘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惨状。作者对现实、对国家、对民生的忧患尽现无遗。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的失败是曹操生平遭到的最大挫折。这年他五十四岁，统一大业远未完成，使他不禁嗟叹人生苦短，立业多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然而曹操对人生的感慨毕竟不同于《古诗十九首》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悲哀和无奈，而是幻化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和积极进取的盎然生气。曹诗的难以匹敌之处也正是他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永不退缩、永不放弃的建功济世之心，这与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核、文化风格及表现形式等都是一致的。

　　曹操“慷慨悲凉”诗风的形成自然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更有其自身经历、修养、气质的因素，但也不能忽视燕赵文化对他的熏陶和浸染。燕赵文化的风格特征给了曹操无尽的滋养，燕赵大地上的自然风物、风土人情也给他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如巍巍太行、茫茫沧海，还有著名的碣石山等都成了曹操吟咏、描绘的对象。曹操对燕赵文化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他和建安文人的加入才使燕赵文化得以充实和发展，使燕赵文化的品格特征更加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