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史学的奠基人中，我最景仰的是梁启超先生、陈垣先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从事明清史研究有关。梁启超不仅是我当研究生时的导师陈守实先生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导师，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更是我学习明清史的入门书。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使我懂得了胡三省隐藏在《通鉴》注释背后的爱国情怀，感到史学研究如开矿，深入地表后，才能有创获；读《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知道了禅林深处的政治风云，那些披着袈裟的抗清志士的史迹，经陈垣先生钩沉抉微，再现人世，令我辈感奋者再。梁启超先生于一九二九年谢世，余生也晚，不可能瞻其风采。陈垣先生逝世八年后的一九七九年，我才由沪入京工作，与陈垣先生的哲嗣陈智超兄同事，因此也无缘聆听陈垣先生教诲。临风怀想，每感惆怅。
            　　
　　但近读陈智超兄与其夫人曾庆瑛女士编的厚达337页的大书《陈垣先生遗墨》颇有如见先贤陈垣，如沐春风之感。
            　　
　　时下大师满天飞，严格地说，一个也不及格。有的人头上顶着大师的高帽，却学风浮躁，率尔操觚。陈垣先生著文，千锤百炼，每篇文章均掷地有声。有的文章，仅标题即修改过五六遍。读《跋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真迹》遗墨，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陈垣先生初稿、二稿修改情况，读《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第七稿封面遗墨，陈垣先生写道:“一九三七年旧稿。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重订六稿。一九六三年五月重订七稿。”在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里，对一篇文章反复订改，七易其稿，陈垣先生这种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足为世人风范。
            　　
　　回顾近三百年学术史，那些开一代学术先河、并垂范百世的先贤，没有一个不是虚怀若谷，与朋辈切磋，甚至向后学请教者。顾炎武还写下名文《广师篇》。陈垣先生同样如此。读《致王国维函稿谢提供李珣资料》遗墨可以发现，陈垣先生这样写道:“静安先生道右:承示李珣事，至快。即检《茅亭客话》‘李四郎’条，四郎名玹，字廷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兄珣有诗名。”陈垣先生并引《旧唐书》相关史料，质疑李玹可能是卖香药的波斯商人李苏沙之后代，正如尹鹗诗所谓“胡臭薰来也不香”，“录之以博一粲。”二位史学大家，相得益彰，读来甚感亲切。而读《二陈笔谈遗墨》这份极其珍贵的史料，我们仿佛亲眼看到陈垣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坐在晴窗下，探讨《元史》中不忽木，在《元典章》中又作不忽术，何故？以及《元典章》错误达一万二千余条，如作《校补释例》，“发凡起例，乃是著作，不仅校勘而已”等等。相比之下，某些史家囿于门户，党同伐异，势如水火，真该愧死矣。陈垣先生对后辈的意见，也很重视。在《致启功函谈吴渔山年谱资料》这封信中，陈垣先生说“谱甫誊清，未校，如有谬误，尚乞不吝赐教为感。”这绝非是客套话。这年其弟子启功先生年仅二十五岁。信末具“弟陈垣谨上”，亦见陈垣先生对其弟子启功的尊重。
            　　
　　其实，陈垣先生唯才是举，对无高等学历的启功破格重用，是学术界熟知的。他对学界的青年才俊，一贯热心扶持，大力推介。一九三三年，中国小说史专家孙楷第、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写信给陈垣先生，希望“此后辅仁如有机缘，尚望随时留意。”这年的六月二十六日，陈垣先生复函:“现改组大概已定，正欲征求二公所愿任之科目，请详细开示，俾得斟酌分配。”并说:“二公方当盛年，定能超越流辈。”更难得的是，陈垣先生对素不相识的学人，特别是蒙难入另册的学人，施以援手，在学术上答疑解惑。亡友、隋唐法律及佛学专家杨廷福教授，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繁重的监督劳动之余，仍然坚持对玄奘及《大唐西域记》的研究。他与陈垣先生原不相识，写信求教，陈垣先生有信必复，寄书给他，并推荐他的学术论文至重要学术刊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廷福学长在其家中，曾给我看陈垣先生写给他的信，深怀感谢之情。希望《陈垣先生遗墨》再版时，能将此类信函编入，这有助于学界进一步了解陈垣先生的高风大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听周予同师讲《中国经学史》，他在课堂上激愤地说:“现在国内只有一位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研究玄奘生平及《大唐西域记》。看来今后要研究唐僧，只好到日本去留学了！日本人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陈垣先生、周予同先生等前辈学者这种对后进的深切关怀永远是我们师法的楷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陈垣先生遗墨》，陈智超、曾庆瑛编，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