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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1969年），江西修水人，修水县旧名义宁州，或称义宁先生。幼时在家塾读书，对《说文》及高邮王氏父子之学，极用苦功，并习日文。长入家办学堂，“终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十三岁，随兄师曾（衡恪）至滬，东渡日本留学，后因病归国，考入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赴德，近二十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先后入柏林、苏黎士、巴黎、哈佛等大学勤苦攻读梵文、巴利文及其他东方语言文字数十种，独步成绝学。1925年归国，次年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任清华大学文史哲三系合聘教授，授“佛经翻译文学”及与西北史地、中国中古文史哲学相关诸课程。“七七事变”后离京，飘泊西南天地之间，图籍散失，备尝艰厄，于忧患疾病之中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困顿，遭际艰辛，卒丧双目，作诗有“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句，乃纪实也。1946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同时修改《元白诗笺证稿》诸篇。1948年移居岭南，任岭南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历史、中文系教授，1958年后被迫停止授课。晚年膑足，仍以惊天地、泣鬼神精神撰《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将论文结集为《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阐扬学术独立自由之旨。文革中惨遭迫害，预作挽夫人唐晓莹（筼赏）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1969年10月7日含恨辞世。 1964年阴历5月，陈寅恪先生命远在上海的弟子蒋天枢赴粤，作诗云：“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在面付蒋天枢名山事业时，他又写下了生平最重要的一篇文宇，即《赠蒋秉南序》，《序》文略云：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是文为寅烙先生一生的总结，值得认真分析与详为解说，也是他为自己所有著作（即后来蒋天枢整理的《陈寅恪文集》）所作之序。序文中“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是对自己一生行事的概括，而“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更是他终生为人治学的准则圭臬。 寅恪先生生于素以气节见称于世的义宁陈家。曾祖琢如，“以能医名”，有江西隐君子称，“系出江州，世所称义门陈氏者也”。祖父宝箴，字右铭，咸丰之世，“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曾国藩以海内奇士目之，赠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在湖南巡抚任上，右铭公力行新法，未三年而湖南大治。父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佐其父右铭公推行新法，卒兴湖南。“戊戌政变，一并革职。后虽复原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然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七七事变”后，日本军侵占北平，散原老人终日忧愤，拒不食药而死。先生父祖均以身殉国，民族大义凛然。诚如吴雨僧先生所言：“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作为义宁陈氏忠义之家的后代，寅恪先生家国之悲、兴亡之感，更较时人深痛。而父祖的楷模，家学的薫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煦育，更使“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一儒士修身原则根植于他的心灵深处。在1938年所书《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先生云：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 他认为“廉耻”乃立国之本，气节重于国体形式。在一生行对中，未尝片刻忽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身陷香港绝岛，日寇威胁利诱，备尝艰危，但“正气吞犯贼”，后冒生命危险，“扶疾入国，归正首丘”，为其一生志节的显著事例。蒋天枢总结说： 综观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远客异国，有断炊之虞。飘泊西南，备颠连之苦。外侮内忧，销魂铄骨。寄家香港，仆仆于滇越蜀道之中（在重庆，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之联语）。奇疾异遇，困顿（失明而无伴护）于天竺、英伦、纽约之际。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膑足，终则被迫害致死。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耶？先生虽有“天其废我是耶非”之慨叹，然而履险如夷，胸怀坦荡，不斤斤于境遇，不戚戚于困穷，而精探力索，超越凡响，“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郁勃于胸中，壹发之于述作与歌诗。先生之浩气遒矣。 先生一生，大节巍然，操持峻洁，自少至老始终如一，有非视衣食于父母者所能喻。此诚确论也。 在写《赠蒋秉南序》中，先生标举“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更具重要意义。此言与《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诗其三“俗学可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含义互见，同时也与另篇文字《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密切相关。 从排列顺序看，《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为先生自编《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的最后一篇，可称为此二书之跋。而细读此文，则可发现，此文亦可称为“陈寅恪文集”七种之跋。 《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前一部分考订手书所涉及人物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最末一段．今引之如下：邓氏既为世好，两家子弟颇相往还。近四十余载，久不速闻问，疑有不可究诘者。呜呼！八十年间，天下之变多矣。元礼文举之通家，随五铢白水之旧朝．同其蜕革，又奚足道哉！又奚足道哉！寅恪过岭倏逾十稔，乞仙令之残砂，守伧僧之旧义，颓龄废疾．将何所成！玉清教授出示此二札，海桑屡改，纸墨犹存，受而读之，益不胜死生今昔之感已。一九六五年岁次乙巳四月廿八日寅恪谨书。 此段文字多处用典，其中“元礼文举之通家”用李膺、孔融故事，见《后汉书》卷七O《孔融传》。“五铢白水之旧朝”指汉朝，因汉行五铢钱，而光武帝刘秀起于舂陵之白水乡。李膺为汉末党锢首领，其子瓒，认为天下英雄无过于曹操，命子宣等归依之，李膺子孙得以“并免于乱世”。而孔融因刺曹操奸诈，为曹操所忌，“下狱弃市”，“妻子皆被诛”。孔李通家子弟随汉王朝衰亡而遭际各异。先生在这里并不仅是借陈邓两家子弟四十年不通音问而感慨，而是展现了社会变革，士大夫子弟的荣辱升迁，寄寓尤深。 接着，先生又写到自己在岭南十余载的生活思想，“乞仙令之残砂”概括了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该文最核心一句，在“守伧僧之旧义”。此句出处，《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略云： 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 “心无义”，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已有详确解说，即对佛典“有心无心”的误读，愍度因晋清谈之士多以内典与外书相比附之风，创“心无义”以谋食，非解佛经，而是误解佛经，故而伧道人称其有负如来。而伧道人坚持旧义，不为时俗所转移，与愍度呈鲜明对比。寅恪先生借用此典，说明自己忠于学术、不曲学阿世的意志，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乞仙令之残砂，守伧僧之旧义”与《赠蒋秉南序》所说的“默念平生固未尝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含义相同，亦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最佳注脚。在为《陈寅恪文集》所做“序”与“跋”中，先生再次提及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不但像白居易的《新乐府》一样 首尾回环救回应，显示了他编排自己文集时组织严密，用意深刻，而且也地体现了“守怆僧之旧义”在其思想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文集序、跋写于1964年5月、1965 年4月，除《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及诗外，序、跋尤其是跋应是先生所写的最后文字。他自编文集时，总结平生为人治学道路，将之概括为“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易言之，即“守伧僧之旧义”。海桑屡见改，先生治学为人，始终如一。“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正是其一生凛然大节的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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