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在冯其庸这三个字前面冠上一个恰当的称谓来描绘他，尽管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红学家，但是当我们真正地走近他、了解他，却发现他更像一位诗人、一位画家、一位书法家、摄影家、戏曲评论家。60多岁以后，这位老人某种程度上又变成一位高龄的探险家。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人生拓展得如此饱满，在他的身上，完美地融合了诗与酒、剑与情，演绎着中国传统文人某种理想化的生活。
　　
　　初春的北京，通州区。
　　
　　驱车到六环外，辗转找到了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的住所，一栋并不张扬的小白楼，进门的一块旧匾上题“瓜饭楼”。不知是因为主人的淡雅、怡然，还是汉瓦、石刻、线装书流溢出的古韵，这座被冯其庸先生称作“瓜饭楼”的幽静小院，有着别样的舒心与安适，仿佛有意要为访客洗去都市浮躁的尘嚣，感受中国文脉一个安静的小小瞬间。
　　
　　但出乎记者预料的是，与这位深居简出、潜心学术的长者对话，竟然是从时下颇热的于丹开始的——
    
　　承袭传统，塑造文化共识
　　
　　于丹去年讲《论语》，今年讲《庄子》，于丹火了，但不少人有意见，指责于丹对传统经典有诸多曲解和伤害。冯其庸先生却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国学热正是社会新发展条件下人们的新需要，不是人为能吹捧出来的，不是谁能操作的。”冯其庸说，“想想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古典文学的课时安排，从一个星期10小时，减到6小时，再后来甚至减到了4小时。由于特殊原因，对传统文化的抛弃越来越多。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传统文化几乎都被打倒了、抛弃了。但现在国家在发展，要加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行吗？”
　　
　　坚定的语调透出冯先生对时下国学热的欣慰，“国学是我们文化传统、思想传统、民族智慧的精华，是我们这个民族顶天立地的柱子，也是我们无形的强大的精神长城。没有她，我们站不起来。她也是我们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原动力。没有了她，一个民族就没有根底。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了解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她对一个人的思想、修养、人品等诸方面都会起很好的作用。所以于丹的书能一下发行300万册，这不是任何人能操作出来的，这是一次很好的社会测试，说明社会需要国学。”
　　
　　说起时下不少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却不知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能考出托福高分，却背不出几首经典的古代诗词，冯先生的话语中充满了长者的宽容。他说，这不能怪年轻人。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西洋的东西接触得少，传统的东西接触得多。现在年轻人接触的面很广，有些东西挡是挡不住的，我们有责任对他们进行引导，我们要做的，是让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生活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精神上得到滋养，让他们有自信心、自豪感。
　　
　　“于丹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文史研究既要有经院式的训释，又要有适合广大群众的通俗的讲解。让经典和大众的生活广泛结合，于丹的讲法是一种对经典的体会，有利于群众的理解。可能有解释的不够完美、准确的地方，但这也是难免的，不能因噎废食。完全照经院式的讲解，群众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于丹受到社会的欢迎。至于不准确的地方，当然可以改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余事书画”，志于学而游于艺
　　
　　传统文化向来有“物艺相通”之说。所谓“物”，可以理解为实学；“艺”，则是各种艺术门类。“物”与“艺”的交融、依存、共荣，在冯其庸先生的身上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代学术家中，在其本领域之外，又工诗、善书、擅画者，冯其庸先生是很特出的。
　　
　　先生一直潜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对《红楼梦》的研究，独树一帜，蜚声学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主编的一部书就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后来又有一篇论文得到毛主席的赞扬却不知他在诗、书、画方面同样造诣颇深。而先生自己也仅仅把书画视为“专业之外的遣兴”，连出版诗、书、画集，他也在封底盖着一方表示自谦的印章：“余事书画”。
　　
　　但真正拜读了他的诗、书、画作品，第一感觉就是不能再把他的艺术成就视为“余事”了，而应该与他的学术成就联系起来，与他的人生阅历联系起来，探询学术与艺术、学问与阅历之间的内在规律。冯其庸先生８１岁第七次上昆仑时写的一首题画诗，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探秘的“钥匙”—— 七上昆仑亦壮哉，万山重叠雪莲开。夕阳西下胭脂色，爽气东来白玉堆。肃立千峰韩帅阵，奔腾万马奚官台。问君曾到西天否？紫岫青峦逐眼来。
　　
　　一个“壮”字，壮阔、雄奇，形成了冯老先生追求的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正是这种执著的追求，使他的诗境由清隽进入豪放，书境由挺秀进入苍古，画境由雅逸进入雄奇，正如文物鉴定家杨仁恺先生所言：“已逐渐自出机杼，卓然成家矣。”
　　
　　读书、读人、读自然，在冯其庸先生这里杂糅一体。听他谈话，像走进了历史的隧道，而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正是引导我们造访历史遗迹的探路人。
　　
　　“物和艺的关系，是一种水乳交融、互相依存、互为作用的关系。扎实的学问根底，可以赋予艺事以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艺事的潜质，反过来又赋予学问以丰富的艺术灵感。古人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就是这个道理。”冯其庸先生这样说。先生做学问的功底，或曰“学养”，无疑给了他的艺术活动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和书卷韵味；而他在艺术上的修养，又反过来给他做学问带来了一种胆略和气魄。
　　
　　85高龄的冯老先生，曾为寻找玄奘“西天取经”的踪迹，十赴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昆仑之巅，复历古楼兰、罗布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黑水城，登祁连山，到人之所未到，见人之所未见。这样的“壮游”，不仅前无古人，即使在现代学者、艺术家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何况他还是一个心脏病患者。冯其庸先生的“壮游”，已经超越了传统文人的寄情于山水，或者局限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用目的，而是表现了一个大学问家、艺术家的献身精神。壮游出壮怀，壮怀出壮思，壮思出壮笔，惟其如此，才有冯老的气魄，敢于向世人发出这样挑战性的问题：“问君曾到西天否？”
　　
　　谈到上高原的经历，老先生带着几分得意，“到了海拔3000米的时候，他们不让我再上，把我留下来看车，我后来折了根松枝当拐杖，自己上去了。还有第三次上帕米尔高原的时候，我已经83岁，4700米的海拔，同行的很多年轻人都吐了，我倒没什么反应。”
    
　　造就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
　　
　　冯其庸先生的学术道路，基本上是一条自学的路。他于20岁前后开始在《大锡报》上发表旧体诗词和散文。他最早主编的书是《历代文选》，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书至今一直在重印，并被列入青年文库。而今，85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仍对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为给予了很大关注，先生不止一次地说，在广大的社会青年中有不少优秀人才。先生曾给一位酷爱中国书画的韩国留学生题诗道，“十年一碑何足论，腹有诗书气自华。”冯先生说，当代的社会青年，离开了学校的“根据地”，要忙工作，忙生计，奔波不停，难免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却欲速不达。“可越是在这个时候，人就越该以读书来静心沉气，踏踏实实地改造自己，自己造就自己。”先生语重心长。冯先生反复强调，大家要关注社会青年，要帮他们找出路，提倡真才实学，不能光看文凭。
　　
　　“我种地种了十几年，本来就是个农民，母羊生小羊怎么接，怎么养蚕，怎么插秧，我通通都会做，可怎么又从农民变成了知识分子？就要靠学习读书改造自己。你可以从农民改造成知识分子，也可以改造成画家等等。重要的是，人要丰富自己，自己造就自己，松松散散是不能成事业的，要不断往上升。过去支部开会批判我，说我是个人奋斗白专道路，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自己不奋斗难道还能叫别人来代你奋斗？今天就是要提倡只有自己能改造自己，自己能造就自己，明确了这一点，刻苦下去必然会有成果。”冯先生说，中国的学问无穷无尽，有如大海，有如高山。“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一定要肯下功夫，肯吃苦，要自甘寂寞和淡泊。一个真正的求知者，是应该永不骄傲，永不满足，永远奋力探求的。” 
    
　　
　　
　　冯其庸其人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2月生，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专。1949年5月在苏南行署工作。1950年任教于无锡市第一女中。1954年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0年、1981－1982年，两度赴美在斯坦福、哈佛、耶鲁、柏克莱等大学讲学。
　　
　　1984年12月由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派往前苏联鉴定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达成两国联合出书协议。后又历访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做学术讲演，均获高度评价。1986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1996年应邀访问德国、法国，并在柏林和巴黎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8年5月25日至5月3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冯其庸书画展”。
　　
　　1998年8月，冯其庸以76岁的高龄，第二次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回国以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冯其庸的这一发现，轰动中外学术界。同年10月4日至酒泉金塔县访汉代雄关肩水金关、地湾城。次日至内蒙额济纳旗访古居延海、西夏黑水城、汉甲渠候官遗址，对以上各处都做了详细的调查。
　　
　　冯其庸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等专著20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他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做出了成就。近10年，着重研究中国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著有考证丝绸之路和取经之路的大型摄影图册《瀚海劫尘》，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