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死，是在1966年8月，“文革”开始不久，老舍被批斗被殴打，之后投身北京西郊太平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遗书，没有人知道他死前想了些什么。这本书中专章论述了从老舍的“非正常死亡”来看待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老舍在回国之初的几年里创作热情高涨，深入农村创作，删改旧作如《骆驼祥子》中不合时宜的内容等以适应新形势新时代，分清敌我阵营。然而不管怎样，老舍还是没有能合得上那个时代的“拍”，革命的火势很快就蔓延到自己身上来了，老舍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在“八二三”事件被殴打侮辱之后，老舍选择了他小说中人物的死法——投水自尽。

　　戏剧性的是，当作者对老舍尸体的打捞者进行采访时，历史出现了《罗生门》式的场景，几个互不相干的人都说“是我”打捞起的老舍尸体；关于老舍尸身所穿的衣服，也有“灰裤子白衬衫”、“浅色的大褂儿”、“灰色便服”、“西服上衣”多种说法；甚至关于是谁替老舍合上的双眼也都是自说自话。历史，在口述的形式下呈现了多声部。

　　多年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了一件事应该有一个“标准答案”，也就说我们老想着要有一个到底是“西服”还是“大褂儿”这样的“定论”，一旦什么事情有了定论之后，似乎也就不必再作思考了，没有谁去理会“定论”其实只是少了和声的独唱或独奏。而历史的本出却并非是我们所看到的被修正过的“标准答案”。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记录了作者同阿城之间的一段谈话，讲得很棒，大意是说，“即便在所谓‘五四’时代，当时的文学主流也是鸳鸯蝴蝶派”。“但是当初庸常稳定的主流在后来的文学史里都被回避了”。“史与其说是后人写的，不如说是后来的权力者写的，后来的文学史，像新文学大系，谁写的？是后来掌了权的左翼文人嘛”。“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写过一本中国文学史，讲法就不一样，我以前在旧书店看过，从来没见重印过”。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所说“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合的任何新闻或任何观点，都被禁止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就像一张根据需要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或者，如胡博士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只要需要，随时可以浓妆上场歌舞升平。口述史，也许是我们多角度还原历史的一种方法，虽然口述史亦未必是信史。

　　做口述史是一件很艰辛的事，需要坚持不懈地实地调查，很多时候需要说服当事人讲出他所看到的真相。至于说该书作者在采访当事人的时候，当事人或是遮遮掩掩，或是文过饰非，或是故意的语焉不详，避重就轻，这些都给做口述史本身带来了很大困难。实录当事人所提供的资料，努力还原老舍之死的多个侧面，努力呈现历史的多声部，努力呈现事件的原生态，摆事实而不讲道理，让读者见仁见智，这也许就是本书作者的初衷。不管怎么说，傅光明锲而不舍坚持十年之久做了这件事，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基本上还原了老舍之死的多个侧面。

　　我在读这本书的同时，又看了一遍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众人口述下的老舍之死，很类似《罗生门》中那个武士的死，反正死者已矣，一个故事有了多种讲法，真相似乎是永远揭示不清的，是混乱的。然而我们也正似乎从多种叙述中看到了真相。历史本来就是口述下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侧面，一个影子，也不过就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当然，倘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那算得上是神仙高人了，我们不是，我们是凡人，我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在傅先生的引导下“多窥了几斑”。只能说，对“老舍之死”这只历史的豹子，略知了一二。 （徐峙立）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