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关注软实力建设是成功之本

　                                         　龚和德

　　上海京剧院在新剧目建设上成就突出，这是大家公认的。其内在原因值得关注。或者说，一个剧院的软实力是怎样构成的？这是支持新剧目建设使之有较高成功率的根本所在。我觉得有三点可说：一是鲜明的文化立场，二是有效的创作机制，三是足以征服观众的艺术家魅力。

　　对于京剧争论很多，说到底是个文化立场问题。京剧艺术的生存发展，究竟是古典一元论，还是古典与现代二元论？事实上，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京剧已经形成了双重品格：既是一种古典艺术，又是一种发展中的近现代艺术。但在有些人那里，仍然认定京剧只是一种古典艺术，不承认它在近现代的发展成果以及在创造现代京剧方面有广阔前景。上海京剧院就是用一系列优秀的具有现代品格的新剧目，如《曹操与杨修》、《狸猫换太子》、《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成败萧何》等等，向观众昭示了鲜明的文化立场：京剧必须激活传统、融入时代。尚长荣为什么加盟上海京剧院？是文化立场的一致使然。

　　文化立场要转化为艺术力量，必须经过有效的创作机制。抽象的文化立场，我想大多数文化主管层、院团核心层都会认同的，差异就在创作机制的有效程度。我从旁观察，上海京剧院有许多胜利，是同善于吸纳艺术家的合理建议分不开的（特别在剧目及题材的选择上），他们较少盲目决策；一旦抓住了好的选材，就有一股“七稿八稿，没完没了”的劲头，绝不讳疾忌医，从大改动到小调整，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他们营造出来的艺术整体感，真正体现了大剧院风范，如果在创作机制上没有一种权威的力量是难以办到的。这种“权威力量”哪儿来的？是政治思想工作，是团队精神与品牌意识，是导演制，是集体审美理想，我说不具体，大概是多种成分凝聚起来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吧。正是这种创作机制的高度有效性，保证了文化立场的贯彻。

　　文化立场、创作机制落实到观众的面前，就要靠演员对观众直接的艺术征服力。在剧场里，演员的艺术水准起决定性作用。上海京剧院拥有尚长荣，还有陈少云、关栋天、何澍、夏慧华、方小亚、史依弘、唐元才、安平等等。剧院通过剧目建设塑造了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塑造了剧院，正是他们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刻录了剧院究竟处于何种艺术地位。此次重看《曹操与杨修》，仍是激动人心。尚长荣先生宝刀不老！十多年前，我总结尚长荣的成功道路是：探索人性，激活传统，寻找新文化支撑。并说过，他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可能成为当代京剧艺术大师。这个期待现在已经实现了。

　　我还想谈个话题：这些成功因素同海派传统有什么关系？在历史上，上海的京剧是多元的，京派与海派都在上海这块平台上展示着、竞争着。海派京剧的吸引力，并非全靠“胡作非为”，也有一些合理追求。相对而言，是周信芳把海派的合理追求比较明确地稳定了下来，并形成了他自己的艺术风格。上个世纪30年代，张庚先生写过一篇《旧戏中的海派》。他认为，海派京剧是“一种新的、市民的戏剧”，并说：周信芳“的确是有意识在走着脱离封建性的道路”，为了表现“明显的民族思想”，表现“露骨的人性”，才产生了“新技巧”，“心理的技巧”。张庚也谴责海派，但没有把脏水与孩子一起泼掉。周信芳艺术的价值取向，我曾经概括为：争取民众，体贴现实，强化综合，倡导“整体的戏剧”。所谓体贴现实，就是体贴大众情绪，强化综合是主张演员技艺的全能化，同时还营造新的演出样式。实际上京剧可以有两种演出形态：古典的与现代的。京剧的现代形态，一是体现现代文化精神，一是创造现代叙述方式。两者的有机结合，就是成功的现代京剧。周信芳的这份追求，成了上海京剧院的精神命脉。这个剧院的成功，客观上是把周信芳的艺术精神发扬到了崭新的艺术阶段，就是最近20年的“尚长荣阶段”，这是对于旧的海派京剧的扬弃、提升。历史上的京海对峙，已经转化成为古典与现代的并存与媲美。

  　　                          京剧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定位

   　　                                      傅谨

    《曹操与杨修》和《狸猫换太子》是上海京剧院新时期以来创作演出的两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剧目,它们的成功,对京剧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定位具有深刻的启示。

　　新时期的戏曲创作在人文思考和美学深度上,明显滞后于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一严峻的现实,对于戏曲现状不佳的感慨就会止于牢骚,止于对外部人文环境变化的责备。幸好我们还有以《曹操与杨修》为代表的少数佳作,不然整个当代戏剧界就很难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立足。从作品本身的美学思考和人文思考的角度看,《曹操与杨修》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它是近30年戏曲创作领域最重要的收获。

　　但是,评价一个时代戏剧的发展,除了需要考虑到新作品与当代文化语境的关系,同样还需要考虑艺术本身的传承流变,从这个角度就不能不看到上海京剧院《狸猫换太子》的价值与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京剧舞台上,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曾经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各大小剧团的“吃饭戏”,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是受质疑的。当上海京剧院将它重新演绎时,我们才会直观地认识到京剧传统的博大精深,同时进一步认识到当代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联系。

　　这两出戏,体现了上海京剧院在当代文化领域里的特殊地位与追求,充分显示出上海京剧院在当代戏曲美学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中所做的非同寻常的贡献。《曹操与杨修》和《狸猫换太子》恰好代表了当代戏曲的两种文化策略,对于戏曲而言,这两种策略都是需要的,而且,从作品本身看,它们也都堪称当代舞台艺术精品。

　　放眼更大的背景,戏曲剧团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创作精品剧目面临三方面困难:如何更妥帖地处理政治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在政治诉求和艺术追求之间找到相互兼顾的均衡点;如何在本土艺术和西方艺术两种价值观之间找到可以相互兼容的均衡点;如何摸索寻找传统艺术与现代性之间的均衡点。上海京剧院以《曹操与杨修》和《狸猫换太子》为代表的创作演出,就是因为充分注意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上述三方面的均衡才获得显著成功的。

　　《曹操与杨修》如果没有普世价值支撑,也必定昙花一现;许多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作品,离开特定的环境后人们就不再有兴趣,就会随时间推移被淘汰。有现实性的作品只有同时经受了时间考验,才是真正伟大的作品,《曹操与杨修》就是一个范例。除了主演尚长荣在表演艺术方面的成就可以超越时间的间隔,它的内涵以及所揭示的主题,在今天看来,甚至在未来,同样可以深深打动观众。包括上海京剧院近年的《廉吏于成龙》和《贞观盛事》,这些剧目除了在政治上切合当下中国社会以及民众的普遍愿望,同时也由于人物形象的精确把握以及对人性的深层关注,触动着不同时代人们的心灵。

　　如何从传统戏曲题材与剧目中发掘能引起当下社会和普通观众共鸣的更具现代性的内涵,如何努力做到既能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充分体现时代性,体现人类自现代社会以后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思考,是京剧能否得到时代尊敬的关键。中国传统戏曲曾经有过的辉煌是与戏曲艺术家在整体上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分不开的,当代戏曲创作也需要这样的站在时代高度、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杰作,我们要从这一角度才能充分认识《曹操与杨修》和上海京剧院其他优秀剧作的文化价值。《狸猫换太子》用富于现代色彩的形态重新整理上演充溢着传统戏曲美学精华的京剧经典剧目,让我们看到,当年征服了无数观众的传统戏,在今天仍然可以通过现代形态延续它的生命力。这说明让当代观众充分体会到分享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性之间并非那样水火不容。如果说京剧有义务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生存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其途径,就是奉献出这样的优秀作品。

                              探究和表现人性的无限丰富性

　                                        　马也

　　再次观看《曹操与杨修》、《狸猫换太子》两剧，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与感染，感慨很多。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戏曲呢？这些年来戏剧界创作的剧目数量难以计算，但有多少戏能经常演出？能保留？能成为经典剧目？能成为旷世之作？仔细搜罗、排队……《曹操与杨修》肯定是经典，《狸猫换太子》也可以保留。这两部戏剧应该进入戏剧史。

　　多年来我们的戏剧创作，像是黑熊掰棒子，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写人——如何研究人、发掘人、发现人、表现人。

　　《曹操与杨修》这部戏在艺术上的最大贡献起码有两个：一是发现并创造了一个复杂丰满新鲜深刻的崭新的曹操形象；二是对曹操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的发掘和展现。生活中真实的人，即使他是奸雄枭雄野心家，杀人之后，总会有良心的发现，有悲悯，有忏悔，哪怕是一时的。传统戏里的曹操更多时候像一个屠夫（尤其是杀吕伯奢全家），那样地理直气壮。《曹操与杨修》里的曹操有三次杀人：第一次是因为多疑而错杀孔闻岱，追悔莫及，痛心疾首。第二次是杀爱妻，目的是取信于杨修，人性能有如此复杂，超出常人想象。第三次是他容忍不了杨修自以为是的孤傲性格，最终还是把他杀了。在杀杨修时曹操内心极为痛苦，心理过程极为复杂，内心冲突达到极致，“我是多么地不想杀他，又多么地想杀他”！法场观刑一场戏，令观剧者惊心动魄！

　　艺术上的真正无知是对人的无知，艺术上的真正突破是对人的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论述过，人和人性有着无限的丰富性，无限的复杂性，以及无限的玄妙性和无限的可能性。人对自身的认识，永远不可能穷竭，因为人和人性并非是一种固化的实体性存在，而只是一种“功能性存在”，人的本性（人性）和本质永远处于开放当中、生成当中、制作当中（恩斯特·卡西尔）。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反杜林论》）。倘若人类都完善完整了，都成了彻底的理想的人，人性反倒不再丰富不再复杂了。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恰恰来源于“永远不能摆脱兽性”，这反而成就了伟大的戏剧。

　　凡是对人性有所发现，并艺术化地表现的作品，总会在戏剧史上有所保留。艺术作品中的人性，有时是以人性的高度取胜，例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有时是以人性的深度取胜，例如马克白斯（还有阿Q）。当然也有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例如在人类戏剧的起点上，两千五百年前的《俄狄浦斯王》，他弑父娶母的过错是命运的安排，但他还是承担了责任，用极端严厉的方式自我清算、自我惩罚、自我鞭挞、自我流放。他的人性光辉照耀万世乃至永恒。人性到底丰富复杂到什么程度，是无法穷尽的，所以要“发现！”一部对人性有新的发现的伟大作品，它的意义不亚于任何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问题是，我们多半不懂得这个道理。

　　反之，凡是忽视人忽视人性的作品，或者是对人和人性没有深刻发现没有完美表现的戏剧作品，都注定是短命的——都注定成为黑熊所要扔掉的那只“棒子”。这许多年来，我们看到太多的玉米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