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学术研究，基本上不产生什么学术成果，却常常生产所谓名流学者。比如引人注目的红学界，这些年出了多少“红学家”，恐怕街头跳舞的老大娘都能数出若干位，而且似乎一个比一个名气大。可是要说到究竟有多少新的学术成果，那就很可怜，几乎乏善可陈。与此相比对，鲁迅研究有点不一样。这些年有名气的“鲁学家”并没添几位，可是一旦看到有人抛出来的一点“新成果”呢，十之八九，一定能吓人一跳。

　　比如我现在就听说，有人考据说，鲁迅的官品，是“副处级”。虽然鲁迅在大学当过讲师或教授，但那时的讲师或教授与今天的官阶级别似乎没法逐层对应，也就姑且不论；好在他曾经实实在在当过教育部的佥事，丁是丁卯是卯地拿过教育部的薪水，那好，那可就有办法“研究”起来了。经考证，“佥事”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副处级”。所以，说鲁迅是个“副处级”干部，是经得起推敲的，是很有根据的。这样的“鲁迅研究”，真是有鼻子有眼，谁能一笔抹杀说没有一点创意呢？

　　可是我看不出这种“研究”意义何在。今天有没有人愿意像鲁迅那样挑选职业，能不能像鲁迅那样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一生，也许题目太大，不适宜我们在这里展开讨论。但是“鲁迅研究”总不能是为“研究”而“研究”。就以这个题目而论，鲁迅是不是“副处级”，与鲁迅何干？鲁迅是“副处级”，那又怎样？鲁迅不是“副处级”，那又如何？鲁迅就是鲁迅，他犀利无比的笔锋并不会因为是不是“副处级”而丝毫变钝，他“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忱也绝不会因为不是“副处级”而忽然趋冷。再说，这种研究对今人何益之有？学习鲁迅，弘扬鲁迅的战斗精神，难道能以鲁迅是不是“副处级”而随之转移？分析鲁迅，继承他的宝贵遗产，难道能以鲁迅是不是“副处级”而作为扬弃的准绳？既然如此，研究鲁迅是不是“副处级”，前无益于古人，后无益于来者，满足的恐怕不过是极端官本位者的攀比欲，或者就是猎奇者给官场闲散人员提供的酒餍茶酣之际的无聊谈资而已。

　　其实鲁迅值得今人研究的地方颇多。就以他到教育部担任佥事一事而论，就很值得细细研究。众所周知，鲁迅离乡北上，到教育部任职，是因为蔡元培先生举荐。蔡先生与鲁迅是同乡，对鲁迅为人和为文均有深切了解，鲁迅去世，他送挽联说“著作最严谨，岂徒中国小说史”，可谓评价极高。而《中国小说史略》正是鲁迅在高校兼课的产物。当此时也，蔡先生在教育界一言九鼎，声望之高，无人可及。而鲁迅和蔡先生的关系，能够相提并论的恐怕也不多。鲁迅初到教育部，为什么就安心于佥事一职？鲁迅到高校兼职，为什么就安心于讲师一席？跑官要官，民初官场比比皆是。鲁迅无须动腿跑，无须开口要，只要学一学古人待价而沽，未必不能比今日官迷心醉的那个“副处级”再上几层楼，他却为什么并不为此动心？再说，他在教育部任上，和章士钊打过一场很有名的官司，更值得研究。一个下级官吏与自己的顶头上司，对簿公堂，史不多见。鲁迅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风采，前无成例于古人，后有启迪于后人，不容视而不见。还有，他在教育部任上，曾在多所高校兼课。在此期间，他和其他教师的关系，他和学生的关系，对学生的态度，尤其是如何对待学生“逃课”之类，都非常值得研究。诸如此类，岂不比研究鲁迅是不是“副处级”来得更为实在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