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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人物”扎堆出版之我见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3-25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当代学术,如果说在确定性知识的提供方面不无所得,那在学问的气象、格局和终极趋赴方面,就根本无法与前贤相比。有的学问不能说继起无人,但终未后来居上。
        
        ●故当此陈旧人物重新被从历史中唤出,一种隔代的声音依稀抵达今人的耳鼓,思旧念故中,我们或许更应该告诉人的是:并非有历史就有传统,历史是时间的产物,传统靠文化才能积聚。

        
        日前,一气读完范泓的《隔代的声音》和叶兆言的《陈旧人物》。印象中,去年起同类的书出了不少,除上溯至近代外,像散木的《旧日子旧人物》和李怀宇的《访问历史》,还下及当代。
        
        这类书的集中出版似乎告诉人们,有些声音真要隔着岁月听起来才好,有些人物非经时间的淘洗不能伟大。个人的感觉,化身其中,确乎能让人找到可以托庇精神的另一个时空,尤其是那种如坐春风的满足感,让人阖上书就会揣想,时间之流带出的这些人事,该都经由某种特别的人文酝酿。对此,叶兆言的感叹是:“同样是世纪初,上个世纪开始的时候,许多风气和今天完全不一样”。确实,那个时代国贫民困,山河破碎,但颠沛流离中,知识人硬是以自己的学识人格,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并引来朋侪云从,风生水起,以至于今人扎堆似的怀念与追想,怎么看都像是这种影响的隔代传响。这,是不是一个奇迹!
        
        当然,就今人而言,不胜孺慕的背后,是掩饰不住的自身的寒俭与贫乏。诚如学者的反思,当代学术,如果说在确定性知识的提供方面不无所得,那在学问的气象、格局和终极趋赴方面,就根本无法与前贤相比。有的学问不能说继起无人,但终未后来居上。原因在哪里?作者的看法,因为“没有前辈们活得那么纯粹”,没有“老派的文化人从来只讲究自身的完善”,这个完善当然既指向学问,也指向人格。借余英时《现代学术与学人》称钱穆望去俨然之不在知识的傲慢与世俗的矜持,而在人文修养浸润后的自然而然,在中国人所说的“道尊”。这“道尊”两字,真可谓道尽其根由了。
        
        譬如,那种前后无由左右无援的精神独立。对这一点,上述诸书,包括徐百柯《民国那些人》、孙郁《在民国》、史冷金《民国那些事儿》和傅国涌《民国年间那人这事》,都有重点的发扬。藉此可以看到,这些知识人虽孤傲不易攀交,有时青山当户,难免白眼看人,但都能忠实于自己的良心,既不自便其私,也不随人唯阿。有的遇逢艰危,更能抱一种唯孤立才见独立的决绝认知,作无所转圜的坚持与苦斗。这就是所谓君子守正不容翻覆了。还有,那种德慧并重成己成物的操守与坚持,也是诸家所特别表彰的。从中又可以看到,这些人如何视操守为生命,以修身为清课,以至于经常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质证,反抗自己与反抗别人一样多。而为了避免所学所用竟成两截,固执地相信与其误用聪明不如守拙一生的道理,宁可一人困学,也不降意曲就,这又是古人所切讲的交不苟合与交在道义了。或以为,这样的为人应世太过笨拙。对此,他们通常不加辩白,只是坚持。结果,这种心安理得的从容坚持,使得他们的书斋求知,因归服于更为深刻的问道目的,显得既神圣又庄严。同时,也让人仅用知识人的标准去衡量界定时,常常觉得唐突与冒犯。要特别一说的是,范著还有一个副标题,“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其中也记录了一些别样的人生选择,因为那个时代对人的裹胁力实在太大,民族大义之外,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交互迭出,倘若缺乏定力,极易误入歧途。可这些知识人站住了。相比于那些误入歧途者的左支右绌与尽失故步,他们的坚持与操守无疑最为难得,也最符合萨义德“知识分子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的定义。
        
        当然,这些人的学术追求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像顾颉刚直承读书已成固癖,非此不愉,罗念生坦言惟古希腊中,有人生之大幸福,读来都让人动容。有意思的是,与多怪少可的个性相应,他们在学问上也大都自恃聪强,不肯下人,要其过邯郸而匍匐万难。有时我狂君狷,互不相让,那份投入,足以让人想起西人列维关于知识分子的又一定义:“知识分子就是争吵”。不过吵完之后,仍是朋友。试想,由这样的人平章华梵,衡论中西,能不刷新传统,转移潮流。学人守先待后,通人但开风气,他们就是这样的通人。以此清通与通达,他们为人师,门墙峭峻,但对学生的关爱有时远胜人父母,多少年过去了,学生的感受,父母之恩止于生养,先生之恩才是培养。而为人徒,则仰师尊如山斗,执礼推戴之恭诚,让人体会得出,因耳提面命所带来的大小浅深各以类触,乃至涓滴之续即可成就的感动,是怎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不过,因服膺“道之所存即师之所存”的古训,有时无犯无隐,他们也总有办法,让人听到他们内心真实的声音。
        
        至于因观念趋新习惯从旧带出的种种奇言异行,还有不事文饰不修边幅的形貌做派,也多益人神智,给人以悠远的会心。特别是,当看多了教科书所载那种以海潮音作狮子吼的慷慨故事,再赏听他们在课堂上满宫满调的有趣诵读,酒桌上放浪形骸的烂漫吟唱,真是一种福分。我们与作者一起感叹,为什么“有些事放在别人身上不行,是他做的就可以原谅”。确实,今天若有教授像黄侃那样,量守庐里好整以暇,说及上课,雨不来雪不来风也不来;或像吴宓那样,爱护女生至于亲为导路,彼先行而己从之,必是通不过考核,也断不了是非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想象,可以像刘文典那样,假阴历十五的月光,在户外给学生讲谢庄的《月赋》,或像蒙文通,在公园的茶铺,任学生自己出题,然后定其高下。当然,学生在图书馆找不到书,可叫来系主任朱自清帮忙,这样的事就更匪夷所思了。
        
        有人以为,类似的叙述或有附会风闻增益传奇的成分,有些史实的准确性也可酌量。不过,若是其人实在有趣,要人不产生亲近之心恐怕也难,特别是在这种品格特别稀缺的今天。看看我们的周遭,太多的知识人刚落下放心,又为利引去,至于有的人专能拈己之是,不敢证人之非,热衷曲为弥缝,以求见容于世;有的人专识同体之善,排斥异量之美,当遭遇批评,护短如护命,甚至将读书人的面孔换过,口诛指戟,诟淬丛生。凡此种种,能不让人在心生荒败感的同时,倾倒于这些前贤的风范!或许,在经过剧烈的变革以后,我们真该承认,一种可称为传统的东西,正在我们眼皮底下流失,一如人往风微,音沉响绝。
        
        所以,在今天的清华、北大,知道周诒春和蒋梦麟的已经很少。此间的学生,被问及本系诸老,能说个整全的也大稀罕。这样的情形,已历有年,固无足怪,但迹其流变,能见沧桑。故当此陈旧人物重新被从历史中唤出,一种隔代的声音依稀抵达今人的耳鼓,思旧念故中,我们或许更应该告诉人的是:并非有历史就有传统,历史是时间的产物,传统靠文化才能积聚。至于这样做,能否就可以让人以肃穆之心,来拂拭这逝去的身影,洗发其潜德之幽光,实在是急不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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