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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其人和佘太君的年龄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2-26 00:00于哲学网发表

 

 



    悟空姓车不姓孙

       

        研究《西游记》的人,在题材方面只是接触玄奘,谈到孙猴子、猪八戒、沙和尚的却是很少。

       

        吴承恩何以创造这些人物的呢?在历史人物之中,是否仅仅玄奘确有其人呢?我看未必。

       

        唐朝有两个西天取经的高僧,一个是唐朝开国初年之玄奘,另一个即悟空。天宝九年,罽宾派使节来中国,朝中派张韬光等前去宣慰,随员之中有一个车奉朝,当时担任了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之职。这队伍于天宝十二年到达罽宾,受到十分优厚的礼遇。启程返国时,车奉朝生了重病,留了下来,病中发下誓愿,能痊可的话,一定出家,后来真的在至德三年出了家,法号悟空,又曾到北庭翻译佛经,贞元五年才跟随唐朝的使节段明秀回到长安。

       

        上面所提到的罽宾,是汉代通行的旧名,唐代也称迦湿弥罗,就是现在的克什米尔。

       

        悟空在罽宾、疏勒、于阗、龟兹、北庭等地一共有30多年,往返旅途中的时间包括在内,共有39年。而玄奘西天取经首尾才只有16年。因此悟空比玄奘更为辛苦艰难,也是在意料中的。

       

        我认为《西游记》中的悟空,虽然基本上是创造出来的神话,但也可能从高僧悟空的史料中得到了某些启发的。

       

    武松和武松墓

       

        杭州来客谈,武松墓曾有迁移之说,因为这个墓位于西泠桥畔,对于交通多少有些影响;后来因为是古迹,不宜迁移,因此未动。但在作迁移准备工作和勘查工作时,发现墓中棺木朱漆细雕,相当华贵,所以有人怀疑墓中武松另有其人,并不是《水浒传》里的打虎武松。

       

        宋、元、明三代的文人墨客,写了不少关于杭州和西湖的诗歌文章,但都没有提到武松墓的,直到清代,才有陆次云《湖壖杂记》和朱梅叔《埋忧集》的记载,内容基本相同,都说清代开国之初,钱塘江畔靠近六和塔的地方,挖出了一块“武松之墓”的石碣。这里提到了石碣,没有提到墓,但按情理应该是在一起的。

       

        为什么武松墓会在六和塔附近呢?上两本笔记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因为六和塔附近的铁岭关,相传是宋江藏兵之处。因此据陆次云和朱梅叔的推测,武松之墓可能是宋江带领人马出征方腊时的遗迹。

       

        宋江有没有帮皇帝镇压过方腊呢?宋史《侯蒙传》说,侯蒙曾向朝廷建议,“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宣和遗事》又记载,张叔夜“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宋江征过方腊,这只是前人为武松墓何以会在六和塔所找的一个解释,即使宋江没有参加征方腊之役,清初在杭州江干发现“武松之墓”的石碣,还是说明了事件本身的意义的。

       

        武松墓何以在江干?事实上还有别的解释。民间传说金兵侵至杭州时,在六和塔出家的武松,激于国难,又再度开了杀戒,与昔日梁山兄弟一起,在大败金兵之后战死。有人认为年代相距太远,扯不上,其实从武松景阳冈打虎(宋政和五年,1115)到建炎三年(1129)金兵陷杭州,其间不过14年,那时武松至多40多岁而已。

       

        还有一种传说:武松晚年住在杭州,这时有个贪官百般虐待人民,武松忍无可忍,就候在贪官出进的要道上,当轿子抬过时,一把把贪官从轿中拉下,打死了才罢手,于是被捉进牢狱而死。解放以后,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湖胜迹》收了这个传说,但最后说:“人民为了感谢他为地方上除去一害,就把他葬在西泠桥畔。”这有些问题,因为武松墓一开始不在西泠桥畔,是迁去的。

       

        尽管历史记载、笔记小说、民间故事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说武松晚年生活在杭州和死在杭州。因此我想,现在西泠桥畔的武松墓棺木比较华贵,很可能是历代人民集资增修的,也可能是从江干改葬西泠桥时修理的。总之,由此反证武松另有其人总是十分勉强的。

       

    佘太君的年纪

       

        电影《杨门女将》放映,京剧、越剧的《佘赛花》也先后上演。在民间文学中,从年轻的佘赛花到白发苍苍的佘太君,她的一生是英勇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自从杨老令公为国牺牲后,佘太君一直是杨家将的最高领导人,她究竟活了多久呢?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当杨家的柴郡主、穆桂英、杨七娘等12位女将征西夏时,佘太君正好是100岁,所以江苏省扬剧团搬演这个故事时,就用《百岁挂帅》为剧名。

       

        我总以为百岁挂帅是佘太君晚年最后一次的爱国活动了,以为过了100岁以后,佘太君不会再有多少戏了。后来听祝逸伯的评话《天波楼比武》,烧火丫头杨排风已经一百十几岁,佘太君则一百三四十岁了,觉得十分新鲜,深深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缺乏浪漫主义精神。

       

        当我翻阅《小红袍》小说时,发现第二十五回是《天波楼杨令婆兴师,北潼关高德礼失守》,第二十六回是《林天佐请兵销差,佘太君上表除暴》。原来明代的海瑞搬佘太君率领的杨家将来平“张居正之乱”了。屈指一算,佘太君这时候至少应该610多岁了。而且看情况,作者还要让她再活下去的。

       

        一个人活了610多岁,当然在现实中是没有的,甚至百岁挂帅也不一定确有其事,无非是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佘太君这位年迈的巾帼英雄的景仰和祝福吧!

       

    岳坟铁像的演变

       

        中国人自古就很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所以在岳坟旁边,铸了通敌卖国、残害忠良的秦桧、王氏、张俊和万俟□的铁像,让这四个千古罪人永远跪在那里,被人谴责鞭挞。

       

        我想谈一谈岳坟前这四个铁像数百年来的变迁史。

       

        岳飞父子被秦桧等谋杀以后不过10多年,宋孝宗即位后,替岳飞的冤狱平反昭雪,就在栖霞岭下埋了岳飞的遗骸,这就是现在的岳坟,不过规模远较现在为小罢了。那时候还没有铸秦桧等人的铁像。

       

        明代正统年间,于谦写了一首吟咏岳坟的诗,也未有一字提及铁像。

       

        明代正德八年(1513),都指挥李隆做了秦桧、王氏、万俟□三人赤身跪在岳坟之前的三个铜像,双手都是反绑着的。日子一长久,被游人敲打坏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按察司副使范涞重新铸的铁像,增加了张俊。

       

        后来巡抚王汝训觉得王氏的丑态有失王氏家门的体面,就想动脑筋搬动王氏的铁像,又考虑这样做未免太露骨,于是就把王氏和张俊的铁像同时丢进西湖。民间故事中秦姓巡抚沉秦桧铁像于西湖一事,便是由此讹传而来的。

       

        万历三十年,曾任浙江按察司副使的范涞又到浙江做布政使,看到铁像已经四缺其二,便把自己的俸银捐出来,重新铸了这四个铁像。

       

        清代雍正年间浙江总督李卫,上奏朝廷请求重铸,并且提出如果用好的铁去做卖国奸臣的像,太抬举他们了,应该用没收来的“盗贼”的兵器,重新熔化成铁,再做这铁像。朝廷准奏,由钱塘县知县负责办理。李卫所写的《岳忠武王庙碑记》一文,现在尚有流传,文中没有谈铁像的问题,上朝廷的奏疏则未能读到原文。

       

        后来乾隆十二年(1747)布政使唐模、嘉庆七年(1802)巡抚阮元、同治四年(1865)布政使蒋益澧、光绪二十三年(1897)布政使张祖翼都曾重铸铁像。张祖翼有《岳墓重铸四铁像记》,文中说到:

       

        “益以人心义愤,积岁詈击,身首残弃,因命工又范之,缚跪如前状,殛奸回于既往,懔正气于人间,以告万世之为人臣者。”

       

        不仅描绘了铁像的形状,而且也把铁像的“反面教员”的作用说得一清二楚了。

       

        张祖翼所铸的铁像,曾一直保存到辛亥革命以后,我们在解放以后所看到的,也就是这张祖翼所铸的。

       

    蔡伯喈之死及其遗文

       

        话剧《蔡文姬》中,叙述到蔡文姬南返之后,以八年的时间整理出了蔡伯喈的遗文400多篇这一事迹。

       

        蔡伯喈曾和卢植、韩说诸人合撰《补后汉纪》,因为当时社会秩序极不安定,没有能完成。只知道他写过《灵帝纪》以及包括《律历意》、《礼意》、《乐意》等部分的《十意》,此外还有42篇列传。

       

        蔡伯喈生前和董卓比较接近,对董卓的所作所为,也进行过规劝。董卓被司徒王允用计杀死时,蔡伯喈流露了悲戚之意,王允认为他是董卓同党,坚持要处以死刑。蔡伯喈再三请求,愿意受“黥首刖足”的重刑,俾以刑余之身,继续完成《补后汉纪》的工作。士大夫们纷纷表示声援。王允却一意孤行,并说当初汉武帝没有杀司马迁是失策,以致出现像《史记》那样的“谤书”,“贻害”于后世。

       

        蔡伯喈被杀害,有不少地方都供他的肖像,以作纪念。郑康成叹息道:“他一死。现在再有谁来考订核对汉代的历史呢?

       

        不仅《补后汉纪》没有完成,经过李催之乱,已经写出来的东西也逐渐散失光了。

       

        曹操派人把蔡文姬接回来之后,问蔡文姬道:“你们家中本来有许多文献,不知道还能见到否?”蔡文姬说她自己能背诵的还有400多篇,至于当初家中所藏文献则多至4000卷以上。曹操就叫她忆述这400多篇文献。蔡文姬的工作做得十分仔细认真,所忆述的文章经过当时的宿儒耆老们的核对,都认为正确无讹。

       

        后来到范晔撰著《后汉书》时,在《蔡邕传》中说他遗留下来的作品是104篇,在《董祀妻传》中说蔡文姬所忆述的文章有400篇,看来其中有将近300篇是卢植等人的手笔。

       

        《蔡邕传》仅提到十余篇作品。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辑录蔡伯喈作品的本子,是北宋天圣年间的《蔡中郎集》十卷本,共64篇,其中包括反映他生平重大活动的《上汉书十志(一作意)疏》、《被收时表》,推荐贤良的《荐皇甫规表》等。另有七篇,辑录者认为也很可能是蔡伯喈的作品,作为《附录》,其中包括研究书法艺术的《篆势》、《隶势》以及五言诗《饮马长城窟行》等。

       

        还有一种版本的《蔡中郎集》,除北宋辑本所包括的7l篇之外,又有外集4卷,收录《吊屈原文》、《伯夷叔齐碑》等59篇作品,共计为130篇,超出了《后汉书·蔡邕传》所说的104篇,是否都是蔡伯喈的遗文,则很难肯定。

       

        弄清楚这一历史事实,使我们知道蔡伯喈的遗文所以能流传后世,确应归功于蔡文姬。另一方面,一向在小说戏曲中作为正面人物的司徒王允,却很不可爱,和董卓也无非一丘之貉,看他对司马迁及《史记》的仇视,看他的执意要杀蔡伯喈,就可以知道他的政治风度和为人处世了。

       

        摘自《以戏代药》  蒋星煜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7年版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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