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被种种怪事搅扰不安的一年。岁末，中国学界又爆一令人瞠目结舌的大怪事：一位任职京城某师大的文艺学教授在网上发出檄文向世人宣告：不做教授，要做畜生。

　　现在是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也是标榜“自我选择”的大自由时代。然而，尽管出现了太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我选择”，这“不做教授，要做畜生”的自我选择，仍然还是天下第一，古今无双。只听说过要变性的，没听说过要变种的。

　　这位教授何以如此发狠呢？细究原委才知，原来这位教授的大著在某权威期刊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就认定自己遭了“险恶之人”的攻讦，蒙受了“畜生的待遇”，“所以放下身段，做回畜生”。(“新浪网”博客文《做回畜生》)

　　畜生就是畜生，不是教授放下身段就做得了的；教授就是教授，也不是畜生穿上马甲就装得成的！只是今日中国之大可怪者，确有畜生比个别教授做得更有人味；而个别教授的行为又实在远不如畜生。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畜生的区别只在于，人有理性良知，能够讲道义，守规矩；畜生之所以是畜生，则在于它只能本能地活着，条件反射是畜生的基本心理机制。因为本能使然，畜生多嗜好恶臭腐败的食物，大凡人所厌弃的多是畜生所嗜好的，如猪以泔水为琼浆，狗以粪便为佳肴；人见死鼠掩鼻而过，鸱鸦拣到死鼠则赶紧噙在口中，惟恐被人夺走——即庄子所谓“鸱鸦嗜鼠”。又因为是条件反射，畜生的行为则不讲道义是非，只是趋利避害而行。比如狗，对人有凶恶与温驯之别，就是这狗眼中的利与害的条件反射；如果是疯狗，则连利害都不知了，见人就亡命追咬，非到被人追杀而不能中止。

　　教授是今日社会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人身为教授，不仅要明辨是非，依理而行，而且应当自觉为人师表，做文明楷模。批评与接受批评，既是文明进步必须的工具，更是文明成熟的必要标志。写文章上讲坛，是教授的职责；批评与接受批评，也是教授的职责。教授是较普通公众更有学识的人，他的学识的真正价值，不仅要体现在他善于批评，而且也要体现在他善于接受批评。

　　如果一位教授，因为受到了有违自己预期的批评，姑且不论这批评是有所本的，即使是恶意毁损，就耍横撒野，“放下身段”，“做回畜生”，那么，我们又如何把这位教授与畜生相区别呢？两月来，这位教授在其博客上，连篇累牍地用污言秽语肆意侮辱其书批评者及其家人，用词之肮脏、态度之恶劣，实非有正常心智者所能为。不客气地说，这位心智失控的教授，不仅表现出对批评者的疯狂仇恨，而且表现出极度的语言恋污癖，用他的污言秽语将其博客变成了一个没有清污功能的化粪池。这种行径与畜生之追逐恶臭，条件反射而至于疯狂亡命有何区别呢？

　　再说，这位教授自认为在人生中受了点文字冤屈，就视之为遭了“畜生的待遇”，就立即跨过人类的栅栏去做畜生；畜生之间也不乏相互践踏戕害，却从未有见某个畜生也发狠背叛了种性，不做畜生来做教授的。这位教授自识优越于畜生几多，却如此无志无节，恐怕即使他所最轻贱的畜生也要不齿的。

　　在这位教授的博客中，向人性宣战的檄文《做回畜生》，赫然张贴了两个多月了，似乎还要无限期地张贴下去。配合这“做畜生”的檄文的，是这位教授仍在陆续贴出他肆意谩污其书批评者的新文章，向世人展示他在无归之路上实践其壮志的决心。古往今来，文人无行，斯文扫地之事，实在不少；但如这位文艺学教授这般横心“做畜生状”，是没有的。既往无行文人所为虽然“扫地”，还是做的“斯文事”；而这位教授所为，是“人”都不要做了，哪里还有“斯文”可谈呢？

　　我们的文化传统所授予学者的，是讲礼仪、讲品格、讲气节，即要自我约束；如果自己丧失了约束力，就把约束的权力交给了社会，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将自己置于被公众“鸣鼓而攻之”的境地。这位教授在网上耍横撒野已超过两个月了，而且摆出要将“做回畜生”进行到底的挑衅姿态——一种野蛮到无视人伦姿态。网络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公共空间，它为上网者提供的言论自由不应当被滥用为野蛮言说！对于一位丧失了文明自制力的教授，我们的社会尤其应当给予文明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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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回畜生》一文的前前后后

　　2007年11月，《文艺研究》第11期，发表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的文章《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评季广茂〈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下略称“钟文”）。钟文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的《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下略称“《嬗变》”）一书作了严厉批评，指出该书存在如下8个方面的错误：“总体架构实与名乖、文题不符”、“对中心概念不做任何明确界定或说明”、“阐释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甚至前后矛盾”、“避重就轻、重复拉杂并且时常跳跃的论述比比皆是”、“信口开河、‘宏大’而绝对的惊人断语时时出现”、“知识不落实、阐释不到位”、“屡屡出现常识性错误”、“外语优势变成一种炫耀，有时又出现曲解或误读”。钟文的结论是：“从总体上说，本书（《嬗变》）内容芜杂而漂浮，实实在在的‘干货’和‘新货’不多。该书的作者身为名校教授、博导，该著又是‘重大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其质量显然与其身份不太相称；而允许它出版面世，这既反映出作者治学态度不够严谨，也说明出版部门在把关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疏漏。”

　　季广茂读到钟文后，于去年12月5日，将钟文贴在季的新浪网博客中，并且在钟文下贴出了季自己撰写的《做回畜生》一文。在此文中，季广茂如是说：“这种鸟人，在下一般不去理他。不理有不理的道理：跟畜生摔跤，输了，畜生不如；赢了，比畜生还畜生。总之，不是畜生，也成了畜生。……不过，这回有当一当畜生的必要，因为见过无知的，没有见过这么无知的；见过无耻的，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见过狂妄的，没见过这么狂妄的；见过下流的，没有见过这么下流的。其知识之贫乏，其逻辑之混乱，其用心之险恶，其语言之变态，罕见。所以放下身段，做回畜生，求（原文如此）尝不可。”此后不久，季广茂在博客上又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哦的神啊，救救我们吧》、《昏话连篇·臭气熏天》、《患上脑便秘，难免满纸都是屁》、《屎壳郎搬家——走一路，臭一路》。在这四篇文章中，充斥了对钟华本人及其亲属指名道姓的侮辱、谩骂之辞,其用词之肮脏无忌，不堪卒读。

　　季广茂上述对钟华批评的“回应”文章在其博客中已经张贴两个多月了。期间，季的支持者将这五篇文章贴到了凯迪网上，并附加了许多谩骂钟华的帖子，引发了一场污秽的网上口水战。因此，一篇学术批评文章惹来了“教授骂教授”的公众事件。此事件，引起《中华读书报》的关注，该报记者采访了双方当事人和数位学界人士。（见陈香《学术批评招致谩骂：当下学术批评何以如此难》，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月30日第一版）针对读书报记者的采访，季广茂撰写并发表了博客文章《教授与痔疮》。在此文中，季广茂如是说：“前天有家读书报社的记者打电话来采访，问我何以如此回应‘学术批评’，颇有一些责备的意味。我想说而没有说的是，对某些人的所谓‘学术批评’，破口大骂就是最好的回应。”在此文后，季广茂又陆续发表博客文章《“痔疮教授”乎？“屁眼教授”乎》、《不折不扣的屁眼教授》和《如此循环运动，简直要人性命》三篇。在这四篇文章中，正如这些题目所显示，季广茂更加恶劣地侮辱钟华，用词更加龌龊不堪，肆无忌惮之至堪称心智无控！

　　笔者读过《嬗变》，就此书审视钟文，可以肯定地说，钟文是一篇严肃认真，从学术标准出发的批评文章。钟文指出《嬗变》存在8个方面的错误（问题），并不是抽象的谈论，而是以该书内容为依据，作了实证的分析,是有理有据的。笔者认为，概括地讲，《嬗变》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缺陷：第一，该书作者缺少对研究对象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资料积累，致使这部学术专著充斥学术错误和空洞言说；第二，该书作者没有对全书内容、观点和结构作必要的斟酌和统筹，不仅文题不合、概念含混，而且基本观点前后矛盾（如书中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论述和使用，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介）。因此，钟文结论称“从总体上说，本书（《嬗变》）内容芜杂而漂浮，实实在在的‘干货’和‘新货’不多。……其质量显然与其身份不太相称；而允许它出版面世，这既反映出作者治学态度不够严谨，也说明出版部门在把关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疏漏”，是完全可成立的。

　　公允地讲，钟文对《嬗变》的批评，不仅严肃认真，而且是严厉的。这种严厉，对于当前缺少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的中国学界，是难能可贵的。因为，钟文指出的《嬗变》诸多错误，并非只出现在季广茂论著中，而是在这个普遍泡沫化（甚至垃圾化）的中国学术生产场中广泛存在的问题。因此，钟文不仅对季广茂未来从事学术研究有警示意义，而且对中国学界也是一个有益提示。无疑，钟文的一些具体评述，尚有可争议处，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判断（如对福柯与意识形态理论关系的判断），也有简单化或偏失之误，显示了作者钟华自身的某些学术局限。所以，对于钟文，学界同行可以展开讨论和批评。作为被批评者，季广茂当然也有权力实事求是、据理反驳。凭心而论，一位学者，当自己的论著意外遭受到严厉批评，难免心中不平，甚至一时愤激而发表过激言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是生存在文明的当代中国，而且身为教授学者，就应当遵守公共道德、并且把自己的回应约束在学术界限内。然而，季广茂对钟文的“回应”（迄今为止共9篇文章），令人根本看不到真心回应学术批评的态度，而是恶意侮辱钟华，其肆意谩骂的污言秽语，从钟华的文章污及钟华本人、再从钟华本人污及其家人，用词之肮脏、态度之恶劣，不仅丧失了一位学者应有的操守，而且违背了基本的社会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