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丛书》的编辑，不仅是绍兴文化史上的一件空前大事，也是整部越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业。海内外的越籍人士，包括热衷于这个地区的国际汉学家，都将先睹为快，奔走相告，闻风鼓舞。

　　绍兴是越王勾践的故都，是举世皆知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大统一以后的第一个王朝开国之君秦始皇，甘冒浙江的“水波恶”而亲驾莅此。同样，大一统后的第一位著名学者司马迁，也到此瞻仰会稽形胜。他们来此的真正目的，都不曾见诸于他们自己的文字。一直到公元九世纪，人们终于看到一位在此为官八年的中原人士诗句：“会稽天下本无俦”。元稹是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在权势上完全不能与统治全国三十六郡的万乘之君相比；在学术上也远远及不上开“正史”之首，撰写《一百三十篇》的太史公。而且在《全唐诗》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中，找不到这一首。但元稹的这句唐诗在我的专业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却很有价值。在中国古籍中，可以用作历史城市研究的材料颇多，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提出的“一都会也”共有八处，但按照他对这八处的记叙，我们很难进行比较研究。郦道元在公元六世纪于《水经注》卷十《浊漳水》篇提出了所谓“五都”。但这“五都”，按《注》文描述，也同样难以排列它们的位置。而“会稽天下本无俦”则不同。因为这个“俦”字，虽然在《说文》中即已存在，而历来的小学书上也有不少训诂。但元稹写入此诗的“俦”，显然是“同辈”的意思。《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萧曹之俦，并以元勋。”萧何与曹参，对于两汉开国之功，当然是难分轩轾的同辈。元稹此诗也写得很明白确切，在“会稽天下本无俦”之后，下一句是“任取苏杭作辈流”。意思显然是：与会稽相比，苏州和杭州不过是作作配角而已。在越州作浙东观察使治所的时候，苏州和杭州，已经都是江南出名的大州，虽然“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话要到南宋范成大的《吴郡志》中才出现，但在唐代，这两个州也不是小州了。好在元稹是唐朝名人，又居官越州多年，以他的诗为证，不会受到挑剔，所以当年我在日本广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开设《比较城市地理》这门课程，元稹此诗曾为我多次引用。因为它不像《货殖列传》所叙八个“一都会也”，也不同于《水经注》所举的“五都”，抓不住比较的佐证。这句诗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天下第一”。既然有诗为证，我的讲授是根据充分的。不过尽管这句唐诗为我的《比较城市地理》课程提供了证据，而我自己除了作为一个绍兴人得以沾此诗之光外，同时也对此诗的真正意义感到不解，而且长期为此而耿耿于怀。最终理解，与眼下《绍兴丛书》的编辑不约而同。所以乘为此书作《序》的机会，把此中经历作了一番交代。

　　按照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和对象，唐代的会稽，为何能让一位在这里担任行政首长的诗人说出“会稽天下本无俦”的话，此地有什么可以应“天下无俦”的称号呢？特别是当我主持翻译出版了国际汉学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以后，我对元稹的诗句更感不解。我是一位历史地理学者，由我撰写或主编的历史城市地理专著和辞书已近十种。我也可以说跑遍了国内的主要历史名城，而且在1980年以后，又多次应邀到国外讲学，访问了许多外国城市。但对于元稹的这句唐诗，我既念念不忘，却又百思难解。

　　我对“无俦”一句，原来是很简单并且自信地理解为：“越州城市，天下第一。”但是在1999年暮春的“唐诗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我对“无俦”的原来理解开始动摇。这次会议以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名诗为主题，所以会议地点设在天姥山所在的绍兴市新昌县。会议筹备者事前殷切地邀我与会并撰稿，我不得已写了《我与唐诗》一文，由于工作甚忙，文章写得相当肤浅。文章说了我从孩提时就以唐诗启蒙，并于七八岁背熟了《唐诗三百首》的往事。后来由于学外文，又读熟了荷马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并且还涉猎了一点“十四行诗”的经历。但文章最后仍提出了我长期以来置于心腹的“会稽天下本无俦”这句唐诗。因为会议在会稽地区举行，我提出此诗，不算节外生枝。我们既然是这次国际会议的东道主，所以我仍以“无俦”一语，为唐朝的会稽作了一番宣扬。我在拙文中有一段说：“我在诸如南美亚马逊河原始森林，北美墨西哥湾浩渺海岸等荒僻之处，或在纽约百老汇路，东京银座大街等繁华地区，都会想到‘会稽天下本无俦’的诗句。因为我在这个大千世界中无非跑过几个码头，见闻当然不广。但元稹出生于中原大都会洛阳，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唐朝的宰相。他口中说出‘会稽天下本无俦’的话，足证见过世面的人物，也为绍兴的人杰地灵而倾倒。”

　　这次在新昌小城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或许称得上差强人意。不说中国“专家”，与会的不少位外国专家，确实都是对唐诗有造诣的。让我非常钦佩的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汉学家，他不带论文，而在会上朗读了《梦游天姥吟留别》全诗，他竟把李白的这首二百八十多字的名诗，每个字都考证了唐音，在会上用唐音一气念完了全诗，所以他虽然不带论文，却实际上宣读了一篇与会的所有专家都做不到的杰出论文。会议有一次坐船游览长诏水库的活动，其间，这位学者与我谈得很多，他很熟悉“唐诗之路”和在此路上旅行赋诗的诗人，因为谈得舒畅而热烈，我竟脱口而出，说了元稹“会稽天下本无俦”的诗句。当时，我的意图只是为了告诉他新昌在唐朝是越州剡县辖境下的一个小地方，但环境优美，又是天姥山所在之地，所以我们在这里聚会。我已经忘记了当年我是怎么用英语翻译“无俦”的，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已经怀疑“越州城市，天下第一”的设想了。

　　与会外宾中还有一位美籍华人，从语言估计他不是第一代移民，为了礼貌和方便，我们也用英语交谈，而且谈得很莫逆。我也和他说了“会稽天下本无俦”的诗句，但也忘记了当时是怎样翻译的。他显然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华裔，不仅粗通唐诗，而且爱好书法。

　　唐诗之路的国际学术会议后不久，接着是一个在宁波举行的佛教与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持方面在这年年初就已经坚邀我担任此会的执行主席。原因是有各国高僧前来与会，所以需要用英语主持会议，并且还得通晓梵语。尽管我的梵语水平很低，但他们认为要物色这样一位执行主席实在困难，我不得已同意滥竽充数。到会的外国僧侣确有不少，中国各名寺的高僧也多到了。有一位年岁颇大的高僧来自我们夫妇都比较熟悉的日本奈良药师寺，受戒前是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他用日语与我夫人频频交谈，才知道他与别的外国和尚不同，不想在会后去普陀山、天台山和山西五台山等参拜名寺古刹，因为他曾多次来华，那些地方都早已去过了。他知道我们夫妇是绍兴人，他决定会后去绍兴半天，然后到上海搭机返日。他到绍兴去的目的，是因为他知道绍兴是一位他虔诚敬佩的人物蔡元培的故乡。他在京都大学念书时，就有师长告诉他蔡元培的伟大。他说日本是由明治天皇维新的，而中国实际上是由蔡元培维新的。他认为蔡元培是把中国引入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的伟人。言词之间，他对中国是很友好的。他说他虽然已经出家，但是对蔡元培这样的人物，他仍然顶礼膜拜。

　　这次去宁波，殊不料在会上遇着了这样一位东瀛高僧，让我听到了对于蔡元培这种如雷贯耳的评价。这实在是我好久以来对“会稽天下本无俦”一诗重新理解的开端，而且也和我今天为《绍兴丛书》编纂出版的鼓舞有关。

　　说到蔡元培，我们两家还稍沾了一点亲戚关系，所以他为我曾祖父母题写的墓碑称“姻愚侄”，为我祖父母寿穴（绍兴人称生前所建的墓为寿穴）题写墓碑称“姻愚弟”。我祖父在世时也一直称道他为人、为学、为事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我幼年时曾经熟读过他在扉页题签赠给我祖父的上下两册《增订幼学琼林》。此书实在是当时让儿童阅读的常识课本。记得开篇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沈者为地。”但是我就感到这比祖父和我讲的“共工氏触不周之山”及祖母和我讲的“盘古氏开天辟地”要正确得多。特别是在每一篇末尾，都有蔡元培的增订，文字按《幼学》体例，但内容是当时的新知识。例如在“混沌初开”这一篇篇末的增订，其实就是世界地理：“世界五大洲，曰亚细亚洲，曰欧罗巴洲；……世界五大洋，曰太平洋，曰大西洋……”所以他实在是我的第一位地理老师。不过除了《幼学琼林》以外，年长以后，我也仅知他在家乡创办过新式学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主张等等，而读他的著作实在极少，思想上还没有树立他是无可争议的绍兴近现代第一名人的意识。

　　宁波会议结束以后不久，香港绍兴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车越乔先生就来到杭州，这一次他是专程来接我们夫妇赴港访问然后去台湾的，我们随即同机返港，首先当然到胡鸿烈大律师约请的树仁学院，这是由他创办和惨淡经营的香港著名高校之一。胡、车二位与我们夫妇都是省立绍兴中学校友，而胡学长曾荣膺民国二十二年的全省会考状元（当时初中毕业班都要集中在杭州参加考试，称为会考），我则是民国二十九年全省高中统一入学考试名列前茅的省立绍兴中学公费生。我们四位校友合影留念时，我由于名校之友重聚的自豪感，情不自禁地口吟“会稽天下本无俦”的诗句，四位校友都因这句名诗相顾而笑。

　　在香港访问几天以后就去台北，这是应“中央研究院”的邀请而成行的。此院规模甚大，除文、理各研究所外，还设两处纪念馆。其中之一是胡适纪念馆，另一所纪念馆就是蔡元培纪念馆，设在一座大楼第二层的一间单独的小厅中，和由胡适故居改建的胡适纪念馆相比，未免偏僻冷落。但是对我来说，却获得一种意外的惊喜和崇敬。我们夫妇在到南港后第三天就前去参拜，向座像鞠躬致敬。在馆内徘徊默念，久久不忍离开。回想半个多月前在宁波听到那位日本高僧的话，真是感慨万千。

　　特别使我惭愧的是，在南港建馆纪念的这两位现代名人中，对于胡适，我早于小学五年级时就从绍兴县立图书馆（古越藏书楼）借到四册《胡适文存》阅读，而非常佩服第一册中的《吾我篇》和《尔汝篇》。但对于这连日本人都为之倾倒的乡贤，除了《幼学琼林》中的《增订》以外，我实在没有完整地读过他的一篇文章。为此，我决定利用在南港的时间，好好地研究一番这位现代越中第一伟人。估计日子，除了旅游和一对在台北办企业的洋亲戚夫妇坚邀我们到阳明山住宅玩几天以外，在南港泡图书馆的日子最多只有四天。要系统地阅读他的著作是不可能的，因而决定抽阅国际上对他的评论，这是我历来用短时间研究一位人物常用的方法。

　　“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以著名学者傅斯年命名，藏书很多，服务也很礼貌周到。我与他们商量有关蔡氏的国际评论资料，而且指定是英文和日文的。前者我自己读，后者由我夫人帮忙读。其实，据管理员说，对蔡氏的评论文章，德文和法文的也不少，但由于我们的语言能力所限，只好割爱。他们的服务实在无可指摘，我们一边阅读，一位管理员随时送上。国际上对蔡氏的评论确实不少，我们不可能十分仔细的精读。也没有时间写目录和作笔记。我夫人又常常因为一段有关蔡氏的事迹而插言与我谈论，影响了我的阅读进度。虽然有不少在大陆上看不到的文献对我也很有诱惑力，分散了我的一点时间，但整整四个下午，我的主要时间，都倾注在“读蔡”之中，除了没有读到那位日本和尚所说的“维新”以外，他在教育和科学方面对中国的贡献，这些评论文章上都说到了，其中有不少引用了蔡的文章和演说，我们当然无暇翻阅原著。

　　外国人褒贬中国人，这实在是很普通的事。但值得回忆的是，我们在傅斯年图书馆所阅读的英文和日文评论中，除了有一些文章说到蔡氏当年遇到困难以外，可以说是有褒无贬。像这样一位在国际评论中有褒无贬的家乡名贤，确实令人敬佩，是我们绍兴人的骄傲。

　　在傅斯年图书馆的几天阅读中，由于对蔡元培的了解和崇敬，期间很重要的收获是对元稹“会稽天下本无俦”的重新思考和豁然开朗。蔡元培是现代越中第一名贤的思想，从宁波听到那位日本高僧的赞扬开始，到南港而完全确立。蔡元培的道德文章举国无俦，从蔡氏上溯，就是名播海内的蕺山学派和姚江学派，元有杨维桢、韩性等，宋有陆游、王十朋、曾巩等，期间既有乡贤，也有流寓和名宦，他们都在越中留下了千古诗文。这些都是元稹以后的人事，但都足以列入元稹所称的“无俦”。

　　现在让我们回溯到元稹的时代，看看当时的天下文章大势。其时，历来最完整的图书目录《隋书·经籍志》已经问世，越人和越地的文章大量入志，当然为元氏所目睹。《四书》、《五经》和《春秋》经传等，是至高无上的经典。《史记》、《汉书》也为公众所崇拜。《后汉书》借《续汉书》而有成，《三国志》也能差强人意；但在当时，恐怕已属次等。记叙两晋史事甚或以《晋书》为名（如臧荣绪所撰）者不少，但多不如人意，否则唐太宗何必领衔重修《晋书》。而唐修《晋书》其实仍有不少疏漏。至于南北朝诸史，欠佳者居多，其中《魏书》竟被詈为“秽史”。而元稹在越州所见，锦绣文章，琳琅满目。其中《越绝书》、《吴越春秋》、《论衡》三大巨构，当时均是完帙，此越人著述之翘楚，国中罕见之奇书。而右军兰亭修禊，灵运始宁山居，都是流芳千古的人文盛事。至于六朝史志如《会稽记》、《会稽先贤传》、《会稽典录》等篇，犹如雨后春笋，山花怒放。及至元稹当朝，州中北起西陵，南到剡溪，即以后的所谓“唐诗之路”，文人学士，络绎于途，或吟镜湖一曲，或歌会稽天姥。平水无非是个小小草市，乡塾之中，竟也流行他诗友白香山之作。元氏游宦各州，见识不寡，若论州之规制，州境之广袤，当然有逾越州的，但人文之盛，举国实无他州可匹。所以“会稽天下本无俦”，显然是他触景生情之句。此句的原意是：文士之才华出众，文风之雅致鼎盛，文章之丰富多彩，殆无与越州相比者。用一句现代语言来说：越州是天下第一的文化大州。

　　越中文化领全国之先的这种局面，自唐以后，历宋元明清各朝，传承代有其人。到民国出现了先知先觉，拔类超群的蔡元培等人和他光前裕后的伟大业绩。他不仅创导了家乡的新兴教育文化，而且促使全国在教育和科学上的维新，使中国在保持儒学文化的深厚渊源上，沐浴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的颖光。蔡氏越人，他对中国文化的功勋，越人实与有荣，也是越中人杰地灵的实证。正因为此，当代绍兴人士对越中自古以来大量学术遗产的整理汇集，不仅义不容辞，也是时不容缓。

　　绍兴的文士、文风和文章，在公元七世纪就已经“天下无俦”，时至今日，又经过十多个世纪的积累，其数量实在难以估计。但值得当代绍兴人注意的是，在这方面，历来的散失亡佚，也是十分严重的。这当然不是绍兴一地之事，而是全国都存在的问题。韩长根教授曾经对中国古籍作过统计研究，他在《中国编纂文集之始和现在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的研究与流传》一文中指出：“中国古籍包括现存的和有目无书，即散佚的，大概不下十五万种，而其中尚存世流传可供披阅检证的，也仍在十二万种以上。”韩文论及的这些古籍，不论存亡，都是有目可查的。这个“目”即是历来的公私书目。从《汉书·艺文志》以来的所谓正史和其他一些与正史相当的史书，多有《文艺志向》或《经籍志》之类的卷篇。此外，历代文人学士或其他藏书家，他们收藏的书籍文献，也常编书目。韩氏论文中的“目”，就是“公目”和“私目”两类，而后者比前者多得不计其数。如拙撰《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所据主要就是各种“私目”。但古人藏书而能编目，编目而能流传的，显然是其中的极少数。至于“公目”，著作要上“公目”谈何容易。以称为“正史”的《二十五史》为例，这是一部权威的史书，但也是一部不公正的史书，能够收录于这类“公目”的著作，无疑也是少数。从绍兴这个“天下无俦”的文章大邦来说，不查以往，在我手上用过的，见于我的论文或专著中著作文章，现在已有不少散佚无踪了。所以我提出整理汇集的主张，实际上也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措施。但是假使这种亡羊补牢的事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中实现，则上对越中列祖列宗，下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是一种重大的事业和功德。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来，绍兴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对此有了重视，并且着手在这种“天下无俦”的事业上起步。大约在十年以前，绍兴县从事修纂中断已久的方志，同时对此邑历史上若干重要地方文献作了整理汇集，如《越绝书》、宋《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以及清代的此邑若干方志，都进行了整理重印。虽然挂一漏万，但毕竟是良好的开端。新修《绍兴县志》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所以成绩斐然，无疑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第一轮修志中的全国佳志。

　　《绍兴县志》成为全国佳志，当然让人高兴。但修志是全国性的文化事业，各市县都修出志书，何况绍兴的《越绝书》是众所公认的中国方志鼻祖，绍兴能修出一部佳志，这是理所当然。自从我对元稹“会稽天下本无俦”有了正确理解，对蔡元培在全国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上的至高功勋得到充分认识以后，对于这座文章巨邑、文化大邦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从“天下无俦”到蔡元培，既是海内外绍籍人士的无比光彩，也是我们的沉重负担。我们有责任把“天下无俦”的大块文章从头收拾，汇为一编。这不仅是一种集体功夫，更是一项抢救工程。

　　我终于看到了家乡学人的“无俦”精神，2003年，《二十五史中的绍兴人》问世。这是一部牵涉浩瀚的大书。是绍兴历史文化的基本建设。但是我虽然感到满意，却并不满足。这是因为，对于公元七世纪就“天下无俦”的绍兴，对于在民国年代出了全国第一文化巨匠蔡元培的绍兴，文士如林，文章如山，一部《二十五史》怎能“兼容并包”？元稹把绍兴文章列为天下第一，而历来写文章的人，除了绍籍人士还包括绍籍以外的寓贤、名宦和国际汉学家等。此外，越中名士，即使上了《二十五史》，其事迹也不可能在一篇《本传》中包罗尽致。对于绍兴学人的这项耕耘成果，我虽不满足，却并无求全责备之意。因为我心里明白，在这个自古有“无俦”传统而现代又出了蔡元培这样人物的地方，《二十五史中的绍兴人》，其实无非是一出大戏的开场白而已。所以我虽然曾几次向几位学术界乡友提出过“兼容并包”的建议，而其实，我很清楚，一项伟大的事业，总有一个开端，总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局部到全局的过程。引导全国的教育和科学与泰西接轨的蔡元培，尚且从事于儿童常识课本《幼学琼林》的增订工作，《诗·大雅·荡有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知大能如蔡元培，他就是深知基础的重要。《二十五史》中的工作虽然并不简单，而其实与蔡氏当年增订《幼学琼林》一样，也是一种基础工作。我充分相信，人杰地灵的绍兴，绝不会就此止步。

　　现在，《绍兴丛书》的编纂出版已经成为事实。在这个不同凡响的地方，这是必然要举办的文化事业。《丛书》现拟的十辑之中（可以有增加），就有《绍兴人物传记汇纂》这样一辑。有此一辑，所有《二十五史》记叙不详的任务，所有被“正史”所拒而实际上应该入史的人物，都会各得其所，所以《二十五史中的绍兴人》，它实在是向海内外绍籍人士、对越中文化有兴趣的中外学术界传达一个信息：在这个“天下无俦”和出了蔡元培这样文化巨人的地方，正在酝酿一项让人民刮目相看的文化学术工程——《绍兴丛书》。

　　当然，《绍兴丛书》是一部硕大无比的巨构。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渊源深厚的地方，从事如此一项广而无际，深而无底的工程，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元稹说出“会稽天下本无俦”的由衷之言。当年，他所读到的上述《越绝书》等三部奇书，其作者是何许人也；兰亭修禊，始宁山居，王谢是何许人也；各具格局的六朝史志，其作者们是何许人也。有“天下无俦”的人物和文章。当今的绍兴人，沾了祖辈们“天下无俦”的光，当然不胜荣幸，但是我们毕竟都是平凡人，却必须肩负整理祖辈们留下的这一宗如此巨大的文化遗产，实在任重而道远。关于这方面，现在从事《丛书》重任的人士，大家都心中有数，用不着我在此赘言。

　　但是我们也有不少有利条件：由于地方领导的支持扶植，机构赖以建立，人才获得罗致，经费不虞匮乏。这是《丛书》工程开展的必要基础。特别是这项文化事业感动了海内学术界，《丛书》有幸获得全国知名学者和藏书界的指导鼎助，这是《丛书》提高质量和搜索遗佚的重要关键。

天时、地利、人和，当前是《绍兴丛书》编纂出版的难得机遇，希望绍兴的有识人士，把握这个机遇，让《丛书》一辑又一辑地相继问世。《典论·论文》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著文章之无穷。”早在公元七世纪，绍兴的文章就“天下无俦”。对于绍兴来说，《绍兴丛书》既是一种总结，也是一种鞭策。海内外绍籍人士，应该发奋努力，承前启后，把这种“天下无俦”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