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2年秋通过考试进入联大的。四川考区在成都,主考是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先生。在开始进行最后一门即第六门课程考试的时候,忽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大叫,“我这里有一份数学题,同发下来的完全一样。”考场立刻就炸锅了,考生们把朱先生包围起来,要求他作出合理的处理。舞弊的事是否查清、如何处理,我不知道。但当时考试立即暂停,先按已考的五门课程成绩录取预定名额的二倍人数,然后再考一次数学,从中录取一半。这是一次小小的考潮,校方处理得当,考生后来都满意。我至今不清楚站起来揭发的考生出于什么动机,但他的行为毕竟是一种见义勇为,他不愧是联大的考生。这是联大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联大的教学设备、生活条件是非常简陋的,还不如我此前就读的四川自贡市的蜀光中学。联大的教室由土墙与铁皮屋顶构成,窗户就是几个大窟窿。昆明夏天多暴雨,暴雨一来,屋顶噼里啪啦之声大作,老师讲课声立刻被完全淹没在雨声之中。陈岱孙先生讲课非常严肃,不苟言笑,时间掌握得非常准确,他常常讲完一个段落,下课铃声就响了。但大雨常常打乱他的计划。一次,他正讲到得意处,忽然一阵急雨,使他无法讲下去。他想了一下,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停课赏雨!”同学一阵大笑,他望着同学,一脸无可奈何。
联大也有一个图书馆,其中除书库而外也有一个大阅览室,有几百个座位。但图书馆不但藏书不多,建筑和设备都很差。室内不但没有地板,连洋灰地也没有。地面原来是由黄土压实的,天长日久,地面被磨出了厚厚的一层沙土,踩在上面,使人恍然感到如在沙漠中。但就是这样的座位也不够用,于是校外文林街的几家茶馆成了联大的“第二阅览室”。一到下午,这些茶馆就被学生坐满了,有看书的,有做作业的,也有聊天的和打桥牌的。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炼就了一副闹中取静的本领,使我受益终生。
联大的实验仪器也是因陋就简置办起来的。我一年级在物理系就读,做了不少实验。一年级的物理实验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如自由落体加速度的实验等。不知是由于我的手笨,还是由于仪器简陋,我的实验结果总是有很大的误差,往往比标准答案相差20%以上。这使我越学越没有兴趣,终于在二年级转到了哲学系。
联大学生的住宿条件是很差的。联大的学生宿舍都是大宿舍,一栋就是一大间平房,中间是过道,每边分为五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两组上下铺的床和一张书桌,单元之间由布帘分开。这样,一间宿舍10个单元,每单元4人,共住40人。厕所在宿舍外,没有洗澡的地方。冬天,许多学生都到昆明基督教主办的青年会的澡堂去洗澡。
学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学生中除了家在大后方有经济来源的而外,多数是流亡学生,即家在沦陷区逃到后方的学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靠一点“贷金”生活。贷金每月发放,只够吃饭。当时伙食很差,常常吃糙米、坏米、掺有砂石的米,有个同学不小心,被石子硌断了一颗门牙。许多学生搞家教维持生活,也有做生意的。
联大的许多基础课都由教授主讲,不少教师在当时就是第—流的。我的大一国文老师是沈从文,助教是周定一;大一英语教师是李赋宁;物理学教师是吴有训和郑华炽;微积分教师是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经济学教师是陈岱孙;中国通史教师是吴晗;西洋史教师是蔡维藩;公共伦理学教师是冯友兰。至于哲学专业课的教师水平也是很高的,除冯友兰外,还有汤用彤、金岳霖、冯文潜、郑昕、贺麟、王宪钧、沈有鼎等。联大跨系选修课程非常自由,我当时选修过华罗庚的《数论》、闻一多的《庄子》、张奚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其他多种课程。今天回忆起来,我常常感到上大学期间能聆听如此众多的名师指点,真是我的福分!
联大课外活动的学术空气也十分浓厚。据说皖南事变以后,不少地下党员和政治活动积极分子都离开了。1942年秋天我到联大上学时,学生中政治活动很少,但学术活动很多,各种学术团体、社会团体、文艺团体经常举行学术报告、形势报告、文学艺术活动,在校园内呈现出—片自由思考、民主讨论、异彩纷呈、繁花竞放的局面。闻一多、罗常培、吴晗、雷海宗、张奚若、冯友兰以及其他教授经常在课外作专题报告,深受学生欢迎。特别是闻一多的报告,以其思想精辟,言词犀利,敢于伸张正义,抨击腐败,受到广大同学拥戴,影响甚大。
学术与政治很难截然分开,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活动中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反内战要民主的政治运动就在学生中日益高涨起来。1945年的“一二·一”民主运动是一次高潮,影响及于全国高校。抗战结束联大复员后,北京的学生运动就是联大学生运动的直接继续和发展。
联大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科学与民主。联大学生就是沐浴、浸沉在这种科学的学术氛围中和进步的民主运动中逐步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