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某些行政领导人牵头、由国家资助上千万人民币、大张旗鼓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有的媒体甚至把它夸耀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

　　1996年 5月16日在“工程”宣布正式启动的会议上，宣读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发言，将“工程”定性为“凝聚力工程” ，从此，有人自称于1992年“大胆”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由一个私人口号上升为官方口号。外国学者观察到：“‘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 。提倡者抓紧机会，充分利用媒体宣传，强调“工程”“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寻根探索，提高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工程”结束后又投入400多万元进行“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行政领导。

　　2000年10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

　　就在《简本》发表前後，海外学术界不断传来抨击的声浪。斯坦福大学David  Nivison教授在《纽约时报》发表看法：“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这句名言广泛流传。2003年4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海外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引发了轩然大波。

　　“工程”的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正式记录的年代来说，司马迁《史记》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所谓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未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国务院成立了由李铁映、宋健二人为特别顾问、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大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

　　计划要求“工程”达到以下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工程”宣布的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努力，“工程”终于发表《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1046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到前1250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

　　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对于“工程”的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第一次辩论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学术性的辩论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

　　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

　　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

　　一些学者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代。”

　　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辩论会议中，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 Edward Shaughnessy 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

　　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 David Pankenier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

　　Shaughnessy 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第三次辩论中，斯坦福大学教授 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语，成为大家引用的一句名言。最值得了解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认为“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相关辩论使参与工程的仇世华和徐良的丑陋言行大白于天下。

　　因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1996年正式设定启动以来首次搁浅。这样一个耗费了政府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闭门造车工程最后根本无法让国际学术界接受，而且《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多处误导中华子弟。

　　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民族学院专家历时三年编纂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印行。它汇集国内外论述，展示1949年至2003年半个多世纪中国古典学的进展和成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介绍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

　　关于“工程”的反思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

　　人们希望“工程”发扬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如果证据不足，则不同观点可以存疑，期待今后的考古发掘能够提供新的证据，比如：夏朝的文明是否确实存在？迄今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和可靠的证据。因此，目前对于“夏朝”只能存疑，只有等待新的证据发现。

　　（参照陈宁、王春瑜、吴光泳、曾军、杜娟等记者和学者的报道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