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粹在海外发扬光大，从造福人类的角度绝对是好事，而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主体难道不该是龙的传人吗？

    暑期里我选了克里斯汀教授的“媒体道德”课，他在讲授道德基本准则时，提出了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学说，着重提到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他还给了我一本中英对照的《中庸》。可是，当我阅读时，发现《中庸》的英文译者竟是一位韩国人，顿时我就觉得脸上无光——孔子是中国人，对孔子研究最深的应该是中国人，把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也应该是中国人，这责无旁贷的事怎么让人家做了？

    如果说是文革中断了孔孟之道的研究，大学恢复高考已经30年了，一批批学者已经脱颖而出，难道就没有人能译《中庸》？毕竟，我们是正宗。我不敢说那位韩国译者是旁门左道，因为韩国的汉学家真的很厉害，一位韩国留学生告诉我她的母校已经有一百多年研究汉学的历史了。我只是惋惜我们该做的事没有做。

    不要以为我是个民族主义者，容不得别人染指中国文化。当今的世界已经是平的，跨越民族的文化研究就更不稀奇。伊利诺伊大学德语系的一位美国教授前几年去德国一所大学教德国文学，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物，即便在德国学者中也难找到与之匹敌的；美国学者莫科尔女士对中国宋代的山水画颇有研究，中国的艺术史大师们不敢小瞧她。对于这些人的工作我是很赞赏、很钦佩的，其中也包括《中庸》的韩国译者。无论哪国的文化，你不做，还不许别人做吗？我想表达的只是，我们应该承担起我们的责任。

    这种感觉时不时会出现，校园里有告示要办气功班，再一看老师，韩国人；几年前我去英国出差，遇到一个黑人歌手，他正跟一个日本人学太极拳。中国的国粹在海外发扬光大，从造福人类的角度绝对是好事，而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主体难道不该是龙的传人吗？

    回北京后我就去了王府井外文书店，在几架子中国古典名著的英译本中，还真看到了《大学》和《中庸》，是1996年出版的，译者傅云龙先生在前言中写道：“中国经典遗产的外文本寥若晨星，偶遇几种，也多为外国人所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愧对古人，有负后人，也对不起外人。”这种愧疚我是深切感受到了，然而，该书的〈序〉中提到，在翻译之时，有人指责儒学过热，会冲淡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想想那已是1996年，居然还有这等奇谈怪论。我想，这是不是我们的译本没有走向世界的原因之一？

    听说我们要在海外建100所孔子学院来推动汉学研究，这真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