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清史、北京史研究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努尔哈赤传》、《袁崇焕传》、《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等学术著作。近日，其《中国古都北京》一书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全书记录了50万年来北京地区的世事变迁，尤其对元明清三代帝都的演变作了细致的描述。全书随文插入北京风物照片、图片资料达700余幅，照片均为严钟义等摄影师专为此书实地拍摄。虽是通俗读物，其文其图却体现出作者严谨的学术风格。

　　“自秦始皇到清宣统，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史,前一千年，政治中心在西安，其间东西摆动——秦都咸阳，两汉在西安、洛阳，唐在西安，北宋在开封；后一千年，政治中心在北京,其间南北摆动——辽上京在临潢（内蒙古巴林左旗菠萝城），金都先在上京（哈尔滨阿城区）、后在中都（北京），明都先在金陵（南京）、后在北京，清都先在沈阳、后在北京。两千年中国政治中心，先东西摆动，后南北摆动，从而呈现出‘大十字’形变动的特点。”《中国古都北京》的言说“主角”自然是北京，但阎崇年先生却先从两千年来中国政治中心的“十字”摆动说起，抑扬顿挫，尽显名家风范。

　　前门箭楼箭窗有多少？这么简单的问题，会错吗

　　一档“百家讲坛”栏目、一部《正说清朝十二帝》，让阎崇年从学术圈走近普通百姓。然而，他对北京史的研究，至今仍然很少为公众所知。自曾祖一代便居家京华的“北京情结”、曾任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的学术背景，使他在清代北京史研究的“一专”之外，还遍览各路学术精英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写作《中国古都北京》这本通俗读物，对他来说，却不轻松。

　　“这本书里写到的所有现存明清古迹，我都亲自实地探察过——坤宁宫萨满教祭祀的大锅，直径多少、深多少？我不仅去看，还带个尺子去量。探察，每每让我们有‘新的发现’——前门箭楼的箭窗有多少？书上有记载，这么简单的问题，会错吗？我们一个个数，书上说的，就是差一个！安定门外的黄寺塔，包括一些著名学者都称其为‘清净化域塔’，‘化域’作‘王化外域’讲也解释得通，可没有这个词啊？我们去实地看，当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就用手摸，确认不是‘化域’，而是‘化城’。又去广济寺查《法华经》，终于查到了‘化城’的出处。

　　“在书里，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比如清代八旗兵驻防北京的方位，有人说是按‘五行’布阵的。努尔哈赤懂‘五行’么？其实，清军入关，一路向南。敌人在南边，攻城掠地时自然北面最安全，所以皇帝直属的黄旗在北；东西次之，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分掌的白旗、红旗在东西两侧；南边是敌人突围、救兵驰援的必争之地，最为危险，交给了努尔哈赤侄子执掌的蓝旗。方位不同，实际是亲疏有别。驻防北京的八旗兵，不过是延续了过去的传统。”

　　在《中国古都北京》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段落，实际上都是从阎崇年先生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中萃取而来。与那些靠网上资料拼拼改改，“重在包装”的所谓“文史读物”相比，自有天渊之别。细细品味，读者不难体会。

　　二手材料靠不住，我也吃过亏

　　学术功力，就是在一次次文献研究和实地探察中，被积累起来。与阎崇年先生交谈，能够强烈感受到他的学者气质——自信，却不自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代于谦的这首《石灰吟》是写进了教科书的名篇。阎崇年在引用这首诗时却意外发现，所有著述都说此诗出自《于谦集》，遍寻《于谦集》却找不到这首诗。为这一个“小”问题，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查遍北京、上海、宁波天一阁的孤本善本，最后得出结论：此诗不是于谦写的。这在学界引起轰动。

　　“现在,我们亟须克服为学的浮躁心态。现在很多学校要求在读研究生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学术论文，有的甚至规定历史系的研究生要在《历史研究》上发一篇。读博士，只有三年时间，怎么能完成呢？即便完成了，学术水准能保证么？我研究了一辈子清史，现在算下来，平均每十年才能在《历史研究》上发一篇文章。不到两万字的《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我花了近四十年才发表。

　　“二手材料靠不住，我也吃过亏啊。‘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在‘百家讲坛’讲光绪的时侯，我引用过他的这首《围炉诗》。备课时，没找到一手材料，我特意找了三种不同的文献核对。但没想到还是错了。讲完后，有读者来信，提出诗韵不对，第二句的‘飞’字可能错了。我马上请故宫专家帮我查查原始档案。果然是‘风’不是‘飞’。我觉得不踏实，亲自去查，又发现一处错误，不是‘凛寒飞’，而是‘凛严风’。这件事给我很深刻的教训。”

　　在“百家讲坛”，每讲一次，就如同进一次“炼狱”

　　“百家讲坛”改变了阎崇年的生活；而“遇到”阎崇年，也改变了“百家讲坛”的“命运”——听了阎崇年的初讲,“百家讲坛”决定变“一人一讲”为“主讲人制”，由此从收视率的倒数第二，一跃名列前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阎崇年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趣向——2004年秋天,《正说清朝十二帝》刚一问世，在北京书市“意外”掀起热潮，不仅开创了“正说”先河，也被认为是开启今天日益高涨的“读史热”的发轫之作。

　　“在‘百家讲坛’，每讲一次，就如同进一次‘炼狱’。没有研究的当然不能乱说，还要琢磨讲法——讲‘筋骨’，大家听起来没意思；讲‘血肉’，节目时间有限。怎么办？绞尽脑汁。”

　　不过，也有回报。

　　“首先，要讲新东西，‘新说’会推进自己的研究。比如，讲‘鸦片战争’，以往的主旨都是‘落后就要挨打’。我通过分析认为，鸦片战争失败有必然因素，但更多是偶然因素。道光帝的三次决策失误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其次，是来自观众的挑错。比如，我讲兴城‘在辽西海湾，离海12华里’。马上，有观众来信，是专家，还特意附上详细的地图解说，告诉我，兴城位置的准确说法是在‘辽东湾西部’。很多这样的例子，对我的研究都是促进。”

　　“闻错则喜”，阎崇年先生一方面在再版中不断修正；一方面，对提出意见的读者，全部赠书感谢；留下电话的，坚持一一回复。

“不必苛求历史学专家都写普及读物，但专家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写出的作品更加扎实。历史学的发展经过‘为神服务’、‘为君服务’、‘为民服务’三个阶段。我想，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多腾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来，为普通大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