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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乾：心有定志 目不窥园 ——鼠年的奢望
2008年元旦前后，定居波士顿的校友传来一张在哈佛大学官方网页上下载的照片，居然是鄙人“围观”哈佛新任校长的画面——原来是2007年7月初，福斯特女士依据惯例在哈佛园和师生员工见面，除了发表一个即兴的演讲外，主要是和到场的师生员工聊天闲谈。我当时的确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但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上前和她握手。因为握手就要说话，而我当时能想到的，除了向她道贺以外，就是希望她能去中国访问——这大概是一种思维惯性，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沉默，因为我们对哈佛的关注有些畸形，比如，有人统计，截至目前，福斯特的前任萨默斯先生是唯一在任期间访问中国的哈佛校长——事实上，大学校长的任务并非出访，哈佛对于中国的意义也不在于它的校长来访，而在于曾经或正在哈佛任教、留学或者访学的学界巨擘。在这些中外的大师面前，我常常惭愧不已，他们的贡献足以和“哈佛”的声誉相称，而我辈只不过是有幸“沾光”而已。 那天我也没有听福斯特的演讲，但是从燕京学社返回的时候，看见福斯特只身从办公室走出来，肩上挎着大大小小的背包，出了约翰·斯顿门走向地铁站，不一会，“泯然众人矣”。我也没有和她打招呼，但是这一幕印象深刻。 哈佛在美国也是“树大招风”，倍受关注。2007年6月份，参加关于一个美国哲学的暑期学院，初到举办地科罗拉多大学所在的西部小城博尔德，有一些“哈佛与我如浮云”的感觉。但是途中发现丹佛国际机场的一个慈善宣传画，主题就是“从无家可归到入主哈佛”。暑期学院开始以后，哈佛也是被屡屡提起，因为很多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都曾在哈佛读书或教书。看来哈佛的确不是浪得虚名，但是它的盛名其实不是来自于显赫一时的权贵或富可敌国的资本家，而是如福斯特所说是一批又一批探索真理，传承历史和引领未来的精英。 回国至今，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美国或者哈佛其实是“隐居”的好地方——足够的图书，宽松的环境，只要自己愿意，每天都可以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或者“尚友千古”的生活。然而，我刚刚结束“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教学，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两千多年来的先哲被浮泛地“点名”，颇有力小任重的惭愧和“挟泰山以超北海”的惶恐。 聊以自慰的是，教书的确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孔子所说的“学而不厌”与“诲人不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而他自己也以“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自诩。现行的哲学史教科书都把古人的思想“条理”化了，导致初学者因为不了解先哲求学问道的艰苦卓绝，而轻慢他们的思想。我深切地体会到，但凡是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学问家，无不经过了“心有定志”，“目不窥园”，乃至于废寝忘食的“蛰伏期”，在岁月交臂之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邢志忠：从忙碌中找回身心的自由
2007年的最大体验是忙碌中的空虚感。经常收到所里、院里和兄弟单位的会议邀请：其中三分之一无关痛痒，可以拒绝；另外三分之一比较重要，不能缺席；最后三分之一，不参加别人可能有意见，参加则有点和自己过不去。于是找到一个形而下的办法：即带着电脑与会，耳朵听会的同时可以处理一些邮件。经常坐在办公室，各种琐事随时会找上门，原本整块的科研时间被一些俗务切割成片断，逻辑思维无法连续，内心不免产生莫名的焦虑。这种忙碌中的空虚，相信很多同道也会感同身受。 于是偶尔还选择逃避，去外地讲学或者出国开会。人在旅途是另一种忙碌，日复一日的忙碌最终使人麻木。 记者问我，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最看重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自由。身和心的自由是每个生命的灵魂，当然这在现实世界里只有相对的意义。在一般人眼里，理论家的生活很枯燥很乏味。其实，每一种职业都在挑战人们的兴趣和能力，成功者一定是那些善于把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人。 我一直致力于把物理研究变得有一些情趣，使科学论文散发一些美感，让学术报告多一些幽默。在工作上，我喜欢自己给自己施压，但不喜欢来自外部的压力。因为是自己的选择和兴趣所在，成果出来了，就会很开心。这种宝贵的自由是那些空洞的忙碌的敌人。 2008年我准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争取从忙碌中找回身心的自由。一个重要目标是减肥，尽管很可能还会半途而废。另一个目标是开辟一两个新的研究方向，使我的课题组保持在国际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我目前的主要研究课题包括中微子物理学、中微子天文学和中微子宇宙学。国内搞这类研究的人不多，所以我还要四处讲学，鼓动年轻人进入这个领域，为中国的大亚湾核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培养人才。第三个目标就是给自己和学生们更多的自由空间。这两年我带了四名中 对，2008年我会应邀去威尼斯和地中海开会讲学，重温那儿曾经带给我的万种风情。 党国英：平淡的生活是学者的常态
2008年还应该是平淡的一年。年复一年总是如此，调查，写报告，利用周末写一点评论、随笔。平淡的生活是学者的常态。 只有极少数学者可能成为公众人物，大部分学者应该过一种平淡的生活，我幸运我属于后一种情况。当然，成为公众人物并非一定不好，因为一些学者的研究题目是大众关心的话题，他或她的一言一行也自然引起人们的注意。还有的学者不仅在理论上，也在行为上和既定的某种秩序挑战，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成了公众人物。我相信，多数情况下这不是他们的本意。 我不赞成类似学者必须清贫才能做好学问的各种说法。古代的学者是清贫的，或者只有依附了达官贵人才能过个温饱生活。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有了各类大学，大学可以养学者，或者应该养学者，学者大抵也不至于饿死。所以，学者生存于当代社会，也是一种幸运。中国的大学喜欢折腾学者，规定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学者必须达到的指标，就是给校长自己没有定指标，实在荒唐。中国大学的这种做法也未见得提高了大学的水平。我们社会科学院没有定指标，日子过得就胜过一些大学。现在有了《劳动合同法》，大学校长不能再随便找个借口将教师除名，教师的日子就要好过一些了。我自己也因为这个法律的出台心里塌实了不少。 2008年我的工作也有兴奋点，就是要做一些调查，延续2007年没有做完的事情。2007年的调查是很有意思的。例如，我在华北平原某村调查发现，那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在民国时期并不高，就是说地主的土地不多，人均水平和一般农户相比，多不了2倍。这样的地主只有2户。完全没有土地的也就2户。简单说，土地占有还是高度平均的。在那样一个土地私有制时代，土地占有并没有两极分化，现在农村经济已经多元化，又有了社会保障方面的补充制度，就更不会发生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现象了。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是这样。2008年的调查我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估计一下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做更大改革的可能性。 2008年要花一些时间做农村宅基地的研究。农村究竟因为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各种其他相关制度，浪费了多少土地资源？我们已经有一些初步的观察，2008年的研究要作出一些更确定的结论来。 孙祁祥：总的感觉是时间不够用
2008年的1月中旬，我正在美国，记者朋友怕时间来不及就用伊妹儿约我在电话里完成“答记者问”。看来，大家真的都很忙啊。据说这个采访是由学者们整天“飞来飞去去开会”这个现象引申而来的。那我就先从开会说起。 对于一个既要教学生、做科研，又承担了行政工作的人来说，如果有一个周末我能坐下来在电脑前看书写作，那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然而，有些事情忙得有价值，有时却不一定。就以开会为例。我发现国外也有好多会，但开得较有实效。比如，2007年9月份我去德国参加了一个名为“2017：全球数字化时代”的战略研讨会。会议邀请了10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分别从“分化世界中的全球治理”、“日益重要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纳米医学”、“老龄化”、“消费者保护与创新”、“气候变暖”、“基因技术”等方面发表个人见解，但每位演讲人只有15分钟发言，大部分时间用来思想碰撞。说实话，我很喜欢开这样的会。由于会议要求学术水平较高，参加者会前案头准备必须充分，会上发言简明扼要、材料翔实，讨论时则各抒己见、针锋相对……所以收获颇丰。而在国内有的会议往往是演讲人随意发挥、离题千里，加上交流的时间很少，所以受益相对就少。 说到2007年，还有一个会对我是很有意义的，作为北大的党代表我参加了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这是北大近2万教工学生党员投票选出来的党代表，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认可，感到非常荣幸。 记者问我对现在学界很浮躁的风气如何看待？我觉得“存在决定意识”，应客观分析。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时代，还像以前那样把自己封闭在图书馆里进行考证，对大多数搞社会科学的人来说是不现实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忽然发现，发达国家原来是这个样子，于是我们有了非常强烈的紧迫感，想赶快赶上世界的脚步。过去“只争朝夕”可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感觉，而现在是全国人民的感觉。但这也带来“浮躁”，有的事情需要30天完成，咱们却要1天干完，结果可想而知。但我对于这种浮躁之风是坚决反对的，不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就滥下结论，不静下心来独立思考就拼凑论文，这样的学术作风是“墙上的芦苇”，是不可能有根底的。 还以2007年在德国的那个会议为例，我可知道了“德国制造”的含义，那就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会议的准备精细到了极致，为了开会，主办方不仅筹备了很长时间，而且还与演讲人通过邮件、或者面对面地讨论演讲主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步？因为我们现在许多基础性的东西都缺乏，就没有时间精细，而粗糙的、广种薄收的后果，就是生产出许多垃圾。社会浮躁，行业浮躁，学者有时也难以“幸免”了。 问我2008年有何打算，想想看，无非还是科研、教学、行政方面的工作。我在2007年承担的“金融综合经营视角下保险业的发展”、“欧盟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Ⅱ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等几项课题都要在2008年结项。当然，还要继续给本科生上课，带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有许多论文需要看。此外，今年北大又要进行教学计划的改革和调整，这项工作肯定要牵涉许多精力；还要参加几个国际组织的年会……总之，有许多事情需要做，总的感觉就是时间不够用。 房宁：想走万里路 要读万卷书
刚刚过去的2007年是我外出调研相当频繁的一年，尽管研究所里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我还是利用各种节假日以及各种出差机会做一些调查研究。几个黄金周都成了我调研的“黄金周”。 总想往外跑是不是坐不住？说实话，我还真是有些坐不住！为什么？因为坐在研究所里感觉越坐越空，越坐越没底。这几年做了不少课题，也写了一些文章，出了书。但总的感觉是入不敷出。我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是门现实性很强的学问，笼统地说，这门学问一半在历史中，一半在现实里。这几年，我的学术生活也是一面钻研历史，一面关注现实。然而，由于方方面面的条件限制，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中去观察思考，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不搞调查研究，不做思想和学术的积累，也可以写文章，甚至可以出书，但那要么是消耗积累，要么就是瞎编乱造。两者都不可为之，尤其是后者更有违良知。可是，在今天这个大发展的年代，各方面的需求很多，上级的布置要高度重视，要认真完成，朋友、同事的“文债”欠多了也是倍感惶恐。东西写出来就是付出，是在“吃老本”，长此以往必是山穷水尽。所以，心里很着急。 新的一年来了。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做到“收支平衡”，能有更多机会读书，有更多的机会去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也是读书，常言道：走万里路读万卷书。在祖国大地上行走，乃至到世界各地行走，可以读大地之书、生活之书、人性之书。我有时想，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术工作者，一年时间的分配最好是：三分之一时间用来读书——做文献研究；三分之一时间用来搞实地调研；三分之一时间用来交流、研讨、写作。这能否被当做一种理想的工作状态呢？我不敢奢望，但内心里确实希望能够有更多机会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能够充实自己，增长学识。 张鸣：继续抨击学术行政化
虽然是靠写字为生的人，但命题作文却非我的长项，这种事情，大概只有高考的时候才干过，都是不得已的苦活。中华读书报命题作文，而且限期交卷，跟考试一样，但是没办法，朋友约的，只好勉为其难。 过去的一年，我过得稀里糊涂，据说是惹了很大的娄子，但我自己却没什么感觉。大概是因为惹事的工夫只占我很少一部分时间，基本上属于业余时间的课外活动，只是这种课外活动，我之前在做，现在做，以后还要做，这就是抨击学术行政化，大学官僚化。我也知道，凭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想掀翻大学这个超级大衙门，就像一个新京报的评论说的那样，无非是蚂蚁撼大树，我这边使出吃奶的劲来，人家纹丝不动，但是，我是个有几分旧文人气的所谓学者，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我的毛病，没法子，一时半会克服不了。 我2008年要干的正经事，其实2007年已经忙活了一年。由头是这样的，2006年香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不知哪根筋搭错，要约我写“五四”。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研究过“五四”，我诧异莫名，不知道为什么。具体过程我就不讲了，反正一来二去，我被人家成功地“忽悠”了，答应试试。结果从2006到2007年，一直忙这个事，先是查研究状况，发现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依然可以有下手的地方，接着就准备材料，昏天黑地，倒也饶有兴致。2008年合适的时候，我准备打算动笔了，什么时候写完，没准。打算怎么写，写什么，保密。 过去在大学里混，虽然没有多少银子，但很自由，古人曰，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做大学老师，还不至于啃菜根，因此，想做什么，还能做。眼下外界纷传，大学教师待遇高了，其实，也只是最顶端的教授们待遇好了些，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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