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2月1日电 日前，从事历史学研究多年的资深学者、良渚课题权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研究员专门撰文，详细阐述了他对“良渚古城”的看法和对“古城”真实身份的见解。

    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一个重大考古新发现：在余杭区瓶窑镇莫角山四周发现了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完整良渚文化古城的城墙基址，其平面范围略呈圆角长方形，为正南北方向，东西城墙基址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一些著名考古学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良渚古城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城址，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同时，也是继殷墟之后，中国考古学界又一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

    此新闻一经发布，杭州和浙江省内外的各家媒体就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和采访，在国内外造成轰动效应。

    当我看到有关新闻后，心情十分激动，深为我省文物考古所同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高兴。同时，也让我联想起19 98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拙著《良渚文化研究》一书中，早已指出良渚文化的农业已获得高度发展，礼制与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和统治管理机器业已形成；代表良渚文明结晶的文字及精制的玉礼器业已具备；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和特殊武装力量，以及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军事中心的台城与大型礼仪性宫殿建筑也都出现。结合良渚文化鼎盛时期玉器出现质的飞跃和反山瑶山陵墓所见的文化突变现象，也就是良渚文化中期偏早时期(距今约4800—5000年)，良渚社会已出现的各种现象来全面研究，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宣告：长江下游南岸的一个最初形态的国家政权——良渚古国已横空出世，屹立在祖国的东方(见拙作490页)。显然，这座良渚古城的发现，无疑为我上述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极有利的实证和支持。

    确实，这一考古新发现实在太重大了，说他是石破天惊并非过誉。为此，我多次前往实地考察走访，并认真搜集阅读各种有关报道，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理性思考。在高兴之余，却也使我产生了不少疑问。今年1月3日，我在浙江电视台《新闻超市》栏目中率先对良渚古城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提出还有许多悬疑无法解释清楚，结论似乎下得太早的观点。

    疑点一：判断城墙年代的证据并不充分

    考古学家判断良渚古城年代，主要是分析地层叠压关系，即在瓶窑莫角山良渚文化遗址四周发现有宽约40到60米，用较纯净的黄土由人工堆筑而成，且底部铺垫石块作基础的城墙，而城墙外侧则叠压着含有良渚文化晚期陶片的地层堆积，从而判明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应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至于其始筑年代，有报道称是距今5000年，也有说是距今4800年。

    我经过实地勘察参观后，心中总有些不塌实。我发现，城墙底部铺垫的大多是棱角分明的人工开采石块，其上堆筑较纯净的黄土城墙，不仅没有发现相对较有规律的夯土层(莫角山礼仪性建筑遗址曾发现有夯土层和夯窝)，而且几乎看不见任务良渚文化时期的包含物。唯一的证据是在西城墙和东城墙探沟中的城墙外侧，包含有良渚文化晚期陶片的地层堆积，由于这种堆积的分布并不广，还有可能并非原生堆积，所以目前判断城墙年代的可靠性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在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遗址曾发现过晚期文化层被早期文化层叠压在下面的地层颠倒现象(即考古学界所说的：次生堆积)，所以也不能排除后人在营建所谓“城墙”堆土时，无意间从良渚文化晚期遗址中挖来泥土，并堆筑在其“城墙”外侧，从而形成我们目前所见的现象这种可能。

    疑点二：古城四面城墙基石的建造时间一致吗？它们能否连成一体？

    诚如某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用以探寻和确认证明良渚古城存在的主要证据，就是以城墙底部铺垫的宽约40至60米的人工开采的石块。

    可是周长达6600米的古城目前却分别只在四周城墙上各发掘解剖了一处地点，揭露面积和已发掘的探沟都十分有限，其余则是用探铲获得的资料。由于城墙基石多埋在地下，有的可深达4米，地面没有城墙踪迹可寻，而地下情况复杂多变，以铺垫石块为标志的四面城墙基础是否是相同时间建造？他们能否连成一体，是否如先前报道的那样“略呈圆角长方形”？这些都尚存疑问。

    就我目前所知，那些铺垫石块如果确实是城墙的基石，应该较为规律，不应有这么大的差距。其次，西城墙白原畈段探沟所见的铺垫石块中，还有一段被人为分开便于行走的道路；湖池头北城墙探沟处的铺垫石块又与其他三处有明显不同：不仅铺垫的石块比较密集，而且墙外堆垒着多层石块，其上下高度落差很大，比较陡；相反，南城墙探沟处的铺垫石块则较为稀疏，宽度也只有40米左右。因而尽管四面城墙底部都发现了铺垫石块，但它们都存在着一定差异。我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加以证实或纠正，不宜急着下定论。

    疑点三：城墙选址欠佳，护城河未能环城一周

    众所周知，江南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尤其是良渚文化先民生活的环太湖流域，更是温暖潮湿，因而原始先民早就充分认识到选择土墩、高地或水系等优越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人们往往因地制宜地择高而居。或选择土墩高台作墓地，或依水道营建聚落，当时流行利于避水防潮的干栏式木结构房屋建筑形式，便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一种体现。

    良渚古城中的莫角山遗址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曾被认为“人工堆积厚度可达10多米”，这正是良渚古国中心的礼仪性建筑所在。既然莫角山是人工堆积而成，可“与之年代相当”的营建在其四周的城墙，却为什么会如某些专家说的选择在“沼泽地边缘”，并由于其“地基较松”，还“特地去开采石块来用作基础”。这显然与良渚先民择高而居、因地制宜可省工省力的方法不符，况且历史上的东苕溪又经常发生特大洪水灾害。须知道，选择在沼泽地边缘建造城墙，每开采一块石块，每堆筑一方泥土，先民要付出何等代价？有何“经过精心勘察与规划”可言？

    当然，利用天然河道、沼泽地或有意开凿来作为护城河，都具有军事防御功能，但从西南部的凤山等低来看，并没能在良渚古城外环绕一周(因有很多报道称良渚古城有护城河，然而史前城址其实并非都有护城河之设)，因而，所谓的“护城河”也便失去了意义。

    疑点四：城墙设置悖于常理，城外有山不利防守

    一般说来，为了便于防守，同时也为了节省劳动力和缩小工程量，古人往往会根据地势地貌中的山头、土墩高地、壕沟或河流水道来作为自然屏障，因地制宜地将城墙建在山头(脊)之上或水道之畔(用作“护城河”)，这也可以说是古代建筑的一种常规理念。

    目前认为的良渚古城围绕在莫角山遗址四周，城墙的平面布局设置略呈圆角长方形，为正南北方向，其东北角城墙环绕雉山于城内，西南角城墙则是沿着凤山脚下经过，将凤山拦出城外，这就有悖于常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雉山拥入于城内东北角，虽耗费劳力，但还勉强说得过去；而凤山的规模则远比雉山高大，良渚古城依其山脚下筑墙而过，既耗费了大量的筑城劳动力，而更重要的则是极不利于防守，敌方可于此观察城内动静，还便于居高临下攻入城中。因而如果今天的古城之说成立，那么它就失去了实质性的军事防守之功能。

    疑点五：城墙底部为何要铺垫人工开采石块？

    良渚古城墙最大的特点是其底部都铺垫有石块作为墙基，每块石头大小较为一致，而且大多棱角分明，质地也较为坚硬，显然是经过人工开采并搬运而来，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

    然而，人工开采石头，在各种金属工具和炸药盛行的近现代也并非易事，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原始社会，开采石块谈何容易？所以原始先民一般都是利用裸露地表且大小不一的天然石头或鹅卵石来制作石器，花大力气开采石块来用作普通的城墙基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尽管良渚之时先民已经掌握开采玉矿的技能，即“积薪烧之”，高温后泼上冷水，可使矿石爆裂的方法(详见拙著《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但玉器毕竟是珍贵之物，体型小数量也少，这与铺垫石块宽约40到60米，周长660米的城墙基础有着天壤之别。因为要铺垫成城墙基础，而去开采费力费工且用量巨大的石块，有必要吗？

    疑点六：城墙为何如此宽大？工程何需如此浩大？

    一般说来，古代城墙的基础往往要比城墙稍宽(上窄下宽)，城墙的高度则与城基的宽度成正比，即城基越宽，城墙就越高，同时至少城墙的外壁也应该较陡，这样才有利于防卫。

    而现在人们看到的良渚古城墙基础是以铺垫人工开采的石块为标志，宽度越有40到60米，那么如按常规计算，当时城墙的高度至少也应有30米至50米。当然，史前城墙高度与城基宽度的比例不一定符合后来的规矩，但从军事防卫功能来看，如此之宽的良渚古城墙基础，当时城墙至少也应有10米之高。倘若以此为标准，四周总长6600米所用的土方量之巨大可谓惊人，这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超巨型”的浩大工程。

    有关专家对那么多黄土来历的解释是：“来自周边的山上”，那么在没有推车只用背土肩挑的当时，城基有必要建得如此宽大吗？何需役使庞大的劳力来兴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呢？从建造城墙只是为了军事防卫的性质分析，良渚古国的上层贵族，大可不必无效地大量耗费民力与工时，来堆筑这一超负荷的工程。

    疑点七：为何地面上全无踪迹可寻？

    曾有不少热爱历史和文物考古的读者，在参观完良渚文化古城后，提出“为何没有发现城门？城中的分区布局及道路如何？”这些问题。这些正是目前良渚考古的焦点所在，唯可寄望于今后的考古发现来揭示。

    我想进一步提出的是，假如它确实是良渚文化古城，为何地面上全无诸如与城墙布局大致较为对应的土亘、高地或断崖？除莫角山遗址之外，城内为何也不见较大面积的高出水稻田的台地及大土墩？尽管这可以解释为遭到后人的严重破坏，可城内至今仍大多是地势低洼的水稻田和池塘。这总令我的心里疑窦丛生。

    疑点八：城内未见祭坛、手工业作坊及房屋遗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先秦史籍关于早期国家大事的明确记载。良渚文化之时原始宗教十分盛行，以用以祭祀天地为主的祭坛常有发现，可在良渚“古城”城内的莫角山(当地原称“古上顶”，1958年被辟为“大观山果园”，考古部门改称此名)遗址等地，至今都未发现有良渚文化祭坛。

    相反，在西城墙外约1.5公里的瓶窑会馆山(考古部门改称其“汇观山”)和城外东北约2.5公里处的安溪窑山(考古部门改称其“瑶山”)，都有大型的良渚文化祭坛发现；而且在城内，莫角山西北角的反山，1986年还发现了良渚文化显贵者的墓地(也有人称作王陵)，1973年在城内莫角山南的桑树头和1987年在莫角山的杭宁公路边也都有良渚墓葬发现，诸如此类现象，都有点令人费解。

    再者，除1992年曾在大莫角山下西南侧发现有一处既有夯土层又有夯窝，又有成排大柱洞的大型礼仪性建筑遗址(总面积不少于3000平方米)之外，城内至今也未发现过手工业作坊和普通的房屋遗址，我们只好等待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寻求答案了。

    综上所述，所谓良渚文化“古城”确实存在着不少疑点，结论也似乎下得太早，我认为它并不是良渚文化之时的古城或古都。那么，它有可能是什么时代营建的什么遗址呢？

    我们知道，“良渚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紧靠着东苕溪，这里地势低洼，且东苕溪曲曲弯弯，河床又窄又高，历史上经常发生特大的洪水灾害，后经治理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所减弱，是闻名遐迩的“西险大塘”。据《咸淳临安志》载，早在北宋之时就曾在这里筑塘修坝(化湾闸、安溪闸等)；又依《钱塘县志》所载，在明朝之时此处属钱塘县的孝女五图，并曾兴建有堤塘大坝以抗洪水灾害。我们观察了“良渚古城”的“城墙”底部以铺垫石块为标志的两恻外缘，大多坡度很小，而且石块又显然用铁制工具开采而来，因而所谓“城墙”有可能与防洪挡水的大坝或堤塘基础有关，其修筑的年代大致在唐宋至明清之时。当然，这仅属推测，最终的结论如何，还尚待今后的进一步考古发掘来确认或纠正。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揭示历史之谜，应集思广益，请各方专家学者论证，将考古实物资料结合古代文献剖析，也许才有望探明历史真相。2000年前后发生在瓶瑶彭公的所谓“彭公大墓”，当时本人就率先提出了否定意见，最终发掘结果也表明是汉代的挡水坝。至如龙游石窟的性质与年代，当时也被炒得热火朝天，先后出现了所谓先秦时代的屯兵洞、练兵场、粮仓、地下宫殿多种说法，本人曾撰文论证，主张是唐宋至清初之时的采石场(见《浙江日报》1999年6月11日)，现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事例，主要是想对广大读者说明，对待某些问题应理智全面地深思为宜。

    来源： 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