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问：我们知道您在古典诗词的各个领域均有着精深而独到的研究。早年的精力主要倾注于诗歌上，而您现在却以词学的造诣闻名于学界......

　　叶嘉莹，号迦陵，现为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1954年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并在台湾淡江大学与辅仁大学兼任教授。自1966年开始，陆续被美国哈佛、耶鲁、密西根等知名大学邀聘为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196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自1979年以来，她不断回国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讲学，并受聘为客座教授或名誉教授。此外，她还受聘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及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国内古典文学人才，1993年叶嘉莹教授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捐献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建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用以吸引和培养国内优秀人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普及和研究工作。

　　叶嘉莹教授的英文专著有《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由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中文专著有《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灵谿词说》、《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十七讲》、《词学古今谈》、《清词选讲》等近20种。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迦陵文集》10册；2000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了《叶嘉莹作品集》24册。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嘉陵诗词稿》和《嘉陵说诗》丛书。叶嘉莹教授的著作在中国古典文学界及广大诗词爱好者中有很广泛的影响，《灵谿词说》还曾于1995年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成果”一等奖。

　　问：我们知道您在古典诗词的各个领域均有着精深而独到的研究。早年的精力主要倾注于诗歌上，而您现在却以词学的造诣闻名于学界，请谈谈您是怎样走向词学研究这条道路的。

　　答：我自十余岁开始自学填词，好恶取舍一切但取诸心，可以说完全没有理论的观念。偶或涉猎一些前人的词话、词论之类的著述，但却深感其琐碎芜杂，无所归趋。当时唯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使我读后颇有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我想那主要是因为王氏之说乃全出于其一己真切之感受，不做虚妄之空论的缘故。不过我对王氏之说也颇有所憾，一则是他所标举的“境界”之说，其义界不够明确；再则他对于南宋词只喜稼轩一人而对于其他诸家乃全然不能欣赏，所见似亦未免失之偏颇。但当时我之学词既全属个人之兴趣，因此对这些困惑之处也并未尝加以深入之研求。及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在台湾的淡江与辅仁两所大学担任词选课之教学以后，才对于词之为体的源流演变及其评赏之美感特质何在，开始了反思和探索。至于我撰写有关词学之正式论文，则始于上世纪之六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客座讲学，被邀去参加一个有关中国文学评论的国际会议，于是我遂撰写了一篇题为《常州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的论文，由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协助将其译为英文，并在大会上做了报告。论文后来被编入了此次大会的论文集，还曾得到审稿人很高的评价。我想那是因为在当时的北美汉学界，还很少有人对于中国词论做过如此深细之研究的缘故。

　　继之在七十年代初，我又撰写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其中收有题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一章专题的讨论，这可以说是我继《常州派》一文之后的第二篇专论。但这两篇文稿只是对这两家词论的一种梳理性的探讨，虽然在论说中也有不少我个人深思所得的见解，而对于中国词学之发展的源流和脉络，却还未能完成一以贯之的体系。于是此后我又写了《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从一个新论点看张惠言与王国维二家说词的两种方式》等论文，做了后继性的探讨。而八十年代初与四川大学缪钺先生共同撰写的《靈谿词说》当为我着力写作的词学专著之一。

　　后来，我又相继写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之《迦陵随笔》系列以及《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与世变之关系》等文。经过四十年来教研的反思和体认，我对过去所阅读的、曾被我认为琐碎芜杂的一些前人的词话和词论，乃渐能有所辨识，对其意旨所在与得失之处，颇有如韩退之所说的“昭昭然白黑分矣”的体会。

　　问：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历来人们对于词体美感特质所在，存在着种种的困惑，而您的研究包含有许多独到的创见，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未发，能谈一下吗？

　　答：就在写《靈谿词说》中《论周邦彦词》一文时，我对于周词所表现的一种特殊风格提出了“赋笔为词”之说。其中曾论及自五代北宋以来，词之内容与风格曾有多方面之表现，也不乏创新的开拓，即如苏轼在内容方面的开拓和柳永在形式方面的开拓，都有着极可注意的成就，但他们都是以直接的感发为作品中之主要质素的。而周邦彦的一些长调慢词，则使得词之写作在本质上有了转变，那就是一种以思索安排来写作的新质素的出现。这种在基本质素方面的改变为词之写作开拓出了一种新途径与新趋势，并对后来的南宋诸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在文中曾把这种新途径称为“赋笔为词”。此种说法首先得到了缪先生的肯定，其后程千帆先生读到此文，也曾称赞这种说法解决了词学中的许多困惑。因为我以为，张惠言之把五代宋初之令词都视为有比兴之意的附会之说，以及王国维之不喜南宋词的偏颇之见，事实上都是由于他们对词之写作中的这两种不同的质素未能加以明白辨析的缘故。

　　1988年我写了《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对中国整体词学做了一次通观的梳理，将五代两宋之词的发展，划分出了三个阶段，正式提出歌辞了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说法。其中，歌辞之词的出现是对于诗学传统中“言志”之内涵及由此而衍生的伦理教化之观念的一种突破；而赋化之词的出现则是对诗歌传统中以兴发感动为主的写作方式的一种突破。至于诗化之词，表面看来虽然似乎是对诗学传统的一种回归，但却因为词体与诗体的形式不同，诗之齐言的体式，其长篇歌行有时可以直接抒写，用气势取胜，而长调慢词之长短句的体式，如果全用直接抒写，则便可能因为失去了齐言之气势，而未免会流于浅率叫嚣了。而这也正是长调慢词之不得不改用赋笔为之的缘故。至于苏、辛二家之佳作，则是因为这两家词在本质上自有其沉厚超拔之内含、因而乃具含了不致流于浅率叫嚣的一种质素，自然便不须更假借赋笔为之了。

　　总的说来，中国的小词最初是写给歌伎酒女去歌唱的歌词，写的是美女跟爱情，表面上与士大夫的修齐治平之理想全不相干，而无论其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或赋化之词，要之皆以其中含有一种深隐幽微之质素方为佳作。问：那您认为词体中存在的这种“深隐幽微”之美，其本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质素？答：这种难言的美感，既不能用张惠言之说拘狭地指为比兴，也不能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之说含混地称为“境界”，那么这种美感特质究竟应叫做什么呢？对这种种困惑，当我在阅读西方接受美学之论著时，忽然之间就得到了一种启发。小词的这种美感特质及作用，并不是完全存在于作者意识中的、可以明确表达出来的显意识之活动，而是在文本中由其辞语本身的显微结构所呈现的一种微妙的作用。这种作用，德国接受美学家沃夫岗·伊塞尔（Wolfgong Iser）曾称之为一种potential effect，中文可以试译为“潜能”。词之特美也就正在于其有时可以表现为并不属于作者显意识之活动的一种潜能。

　　另外，我以为词体之美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而且不仅晚唐五代与北宋的令词之佳作是属于具含此种质素的一种美，就连苏、辛一派之所谓豪放之词的佳作，甚至南宋用赋化之笔所写的咏物词之佳作，基本上也都是属于具含此种弱德之质素的一种美。张惠言“比兴”说与王国维“境界”说都是属于一种古典的传统批评，他们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术语来对这种美感特质加以涵盖和说明。

　　经过我多年来思索和探讨，可以说，我对中国词体之特美的形成与演进已做了既较为完整深细、而且也较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说明。但仍有些未能充分说明的问题：其一，“弱德之美”的特质我说得仍不够详细，有待更加补充；其二，我过去所做的研讨大多以男性作者之作品为主，至于女性之作品，则私意以为其美感特质又别属另一途径，对这方面也尚待去做系统的探讨。

　　问：记得您为了说明词体美感特质曾引用过德国伊塞尔的“潜能说”，由此国内有许多学者认为您研究的一大特色是用这些西方现代文论之石攻中国古典文学之玉。您对别人总结的这个特点认可与否？您是否一开始就有意要走这样一条学术道路呢？

　　答：确实，多年来国内许多人认为我在分析诗词时往往运用西方的现代文论，比如我在探讨词体之美感特质过程中借用了西方文论中的双重性别、双重语境、符号学、诠释学、文本之潜能等等一些概念，可是我要说的是，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早在初到到北美后，在教课之外，我就常常购借一些西方文论的书来读，而每遇到其中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时，则不免为之怦然心喜。实际上，当我面对一些具有中国古典的、主观的、抽象的传统诗论而无法向西方学生做出符合他们的思维、逻辑习惯的理论诠释时，偶然用一些西方文论，也可以使我们师生都有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

　　后来在国内，1986年我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者之邀，开始为他们撰写一系列用西方文论来讲中国词学的、题为《迦陵随笔》的文字。那是因为他们来邀稿时，曾特别言及当时西方文论与美学等学科正在兴起，而我们的古典文学遗产遭受到冷落，希望我能在《随笔》中加入一些新观念以挽回颓势，这正是我这一系列随笔何以多引用西方文论的缘故。1992年，为了探明词体何以形成深隐幽微的美感特质的基本原因，我还写了《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引用了西方的多种文论。

　　我以为《花间集》中写美女与爱情的小词之易于引人生托喻之想，乃是由于一种双重性别的因素。而小词中的双重性别之质素与过去传统诗歌中的男子作闺音的有心之作，实在有着极大之差别。我在文中曾引用法国女学者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说法，指出诗歌语言中的两种作用：一种是象喻的作用（symbolic function），另一种是符示的作用（semioticfunction）。男子作闺音的比兴之说属于前一种作用，而小词中的双重性别则是由其叙写之口吻、语言符号与显微结构等因素而使人生托喻之想，属于后一种的作用。前者是受拘限的、被指定的，后者则是自由的、不断生发变动的。除去“双重性别”以外，还有着另外一种“双重语境”之因素使小词易于引发读者许多言外之联想。如南唐之冯延巳与中主李璟两家词作之易于引人生言外之想，乃是因为他们填写歌词之小环境虽是安逸享乐的场合，但外在之大环境则是南唐之国势在北周的威胁之下，处于岌岌可危之境，所以他们的词乃不免会隐意识地存有一种危亡无日之感，而读词者也因其外在语境产生了不少托喻之想。后来，为了进一步探讨词体美感特质所在，我遂不断引进一些西方的文论，像女性主义批评等，这就是我何以引入西方的观点来论证中国词学的原因，如果不借用这些理论，则对于历来词学中的许多困惑还是很难很好地言明。

　　问：最近您个人的旧诗词创作集———《迦陵诗词稿》再次出版。与当今其他学者不同，诗词已经不只是您研究的客观对象，还是您抒情达意的途径。请谈谈您自己创作诗词的亲身感受。

　　答：我最早作诗大约是在十一岁时，以十四寒韵写了一首咏月的七绝，记得伯父当时给了我很多奖勉，认为从诗看尚属可教之材，但这首诗没有能够具体完整地保留下来。《迦陵诗词稿》最早收录的是我15岁即1939年时所作的《秋蝶》，说“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很奇怪的是，我自己以现在的阅历和年纪再来反观这些诗，发现其中即已流露出一种忧伤的思致，你看当时我才十五岁，便在诗里说什么“三秋一觉庄生梦”，我想，一是我那时已认识到人生的空幻，再一个就是我从小就有种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为了什么事情而执着的一种懵懵懂懂的愿望，或者说本能。这真的是人的本性，我对于生死，对于盛衰，从小就有一种思考，一种达观。而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还曾与我写诗酬答唱和过，《迦陵诗词稿》里收录了这些诗，我是按照要求交作业———《晚秋杂诗五首》；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作业发下来时，上面居然有顾先生的和作———《晚秋杂诗六首用叶子嘉莹韵》，真是令我欣喜若狂。于是我“仍叠前韵”作长句六章，顾先生则作了《再用叶子嘉莹晚秋杂诗五首》等。

　　另外，顾随先生还曾在我的诗作旁边加注批语说：“做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当善自护持。”这些都对我的诗词创作给予了良好的训练，也加强了我的信心。我常常对学生说，人生百年，你会有多少得失利害！而当你的人生面临着选择时，在这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你应该保持怎样的持守？！所以我要说，古典诗词能够使得一个人超越小我的生命的狭隘和无常，把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并且给予你坚强的力量和坚定的信仰。

　　问：您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早已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可是您依然不辞辛苦，辗转于世界各地教书、讲学。请问支持您这样做的信念是什么？

　　答：我常常对学生们说，我生来就是教书的。一九四五年我从辅仁大学毕业教中学开始，到现在二0 0七年为止，六十二年以来我都一直是在教书，甚至我生我两个女儿都是在暑假，没有耽误一天教书的时间。1979年后我连暑期也不放过了，利用这段时间从加拿大跑回祖国来教书。而且当年我在台湾的时候，别人是教一所学校，我是教三所学校，当时不管我的学生处于什么样的层次上，我都尽量努力地讲课，把我所感知到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美传达给他们。

　　我当年在台湾曾遭遇到白色恐怖，我先生被抓，接着我也被抓，都丢掉了工作，后来我们迁到了台北，这时我遇到了戴君仁和许世瑛先生，戴先生是当年辅仁大学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许先生是许寿裳先生的儿子，当年在北京时曾租住我们家外院的房子。他们很同情我的遭遇，就推荐我到台湾大学讲课，一开始只是作兼职教师，后来他们看我讲得好就留我做了专任。过后，淡江大学成立中文系，许先生过去当系主任，也聘我过去兼课，其后辅仁大学在台复校，戴先生做了系主任，也邀我去讲大学国文，后来又设立了电视台，那我又被邀去电视台讲《古诗十九首》。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后，我们全家有一次回来探亲。那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在国内旅行时看到火车上有很多乘客拿着唐诗津津有味地读，毕竟国家经过文革后，学界尚未苏醒，可是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对古典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当时真正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回国教书，在这片产生过辉煌的诗词文明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母语来讲解自己所喜欢的诗词。

　　在国外，我要按照人家的要求用英语讲古典文学，最初的几年我都是每夜查英文单词到很晚，来试图为诗词找到最合适的翻译。可是由于语言的有限和文化的差异，很多时候还是不能为我们的古典文学找到对应的英语译法，比如"风骨"一词“，风”是什么“？骨”是什么？按照英语直译过去，一点意味都没有，一点都不能说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古典批评术语。所以在海外用英语来讲诗词，对我而言，就恍如是一只高飞的鹏鸟竟然从云中跌落，而变成了一条不得不在地面匍匐爬行的虫豸。这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境界，回到国内，一则是语言障碍消除了，再就是国内的学生毕竟是从小生长在中国，有天生的属于东方的思维方式、传统习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更容易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精神相契合。

　　最近几年，我的女儿言慧给我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要弘扬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光靠给大学里的青年讲诗词是远远不够的，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传统诗词修养的培植应该从孩童时代开始，而最简易的办法就是教孩子们养成熟读、背诵和吟唱古诗词的习惯，让他们自幼打下良好的人文基础。孩提时代是人的一生中记忆力的黄金时期，现代的教育往往没有重视这个特点，而是白白地将孩子们的精力浪费在背诵一些内容空洞、简单的歌谣中，像我女儿当年在台湾初上小学时，整天背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等。我一向以为一个人一旦真正背诵过我们古典诗词的精华，他就会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去反复体会这些精华，从中获取到一种精神的快乐。而当一个人真正具有了我们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经典所富含的修养后，以后无论他学习任何专业也好，从事什么事业也好，都不会盲目地追求眼前的物利，而是向着一种更加高远、更加深邃的境界走去，他的内心也永远是富足的。

　　2001年，这个想法终于付诸实践，我亲自为天津电视台做了一次教小朋友吟诵古诗词的演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我又与朋友合作编印了《与古诗交朋友》一书，选取古诗100首，并做了读诵和吟唱的音带，希望通过这项行动来告诉老师、家长和孩子们，吟诵古诗对于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灵品质的重要性。所以我教书不但时间长，而且我的学生从小孩子到博士生都有，自大学毕业后六十二年，我没有一天不在教书，而且从来没有坐着教过，无论是小班的授课，还是大场合的讲演，我都一直是站着讲，始终如一，我真的就是为教书而活的。

　　问：您讲的课总能对学生产生极大的感染力，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吗？

　　答：对于如何能够很好地理解古人的作品，许多方法是不可丢弃的，像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要想把一个作者的诗词讲好，就必须先对他的为人、交游、他所处的时代等等进行一番研究或讲解。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生前好友郑骞教授曾当面说我是“传了顾随先生的衣钵，得了顾先生的神髓”。顾先生当年讲诗词，全然以其诗人之锐感独运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诗歌之本质，因而他的课就常常是旁征博引、兴会淋漓，给人极深的感受和启发。当年我听了顾随先生课后感触极深，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萤，突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如今，我当然也希望我的学生听完我的课后内心能够真正的有所启发，有所感动。

　　问：您前面说您“真的是为教书而活的”。我觉得，说得具体一些就是：您是为教授古典诗词、弘扬传统文化而活的。综观您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您的确已经将您的整个生命融入到了这一伟大的事业之中。最后，请您谈谈这其中的动力源自哪里？

　　答：我之喜爱古典诗词，本不是出于要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的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积蓄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自己在从中受益的同时，也希望能用微薄的力量，去唤醒人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因为这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使我们这些生活在物欲奔流的社会中的人，可以找到一个宁静的心灵空间和精神家园的钥匙。6

　　【原载】 名家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