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谷温（1878-1962），号节山，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出生于学术世家，祖上三代都是汉学家，他本人28岁即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的前身）中国文学科（当时叫“支那”文学科）的副教授，先后编著出版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唐宋八大家文新钞》、《中国小说研究》等大量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在东大校史“中文科”一节有这样的记载：“中国文学的研究及教育终于初具成果，乃始自盐谷温。”（《东京大学百年史》）
盐谷温的中国戏曲小说研究，特别是他的元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戏曲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
1919年5月，大日本雄辩会出版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这是日本最早的正式以戏曲和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与一般以时代划分章节的断代文学史不同，上编由“音韵”、“文体”、“诗式”和“乐府及填诗”四章组成，下编包括“戏曲”和“小说”两章。从章节数目来看似乎上编多于下编，但实际上上编只是为下编所做的知识铺垫，下编才是真正论述的主体内容。全书的整体结构，诗文部分只占三分之一，而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均是对戏曲小说的评论，这种结构比例是打破传统的。日本直到19世纪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诗歌散文方面，戏曲小说始终是属于边缘地带的“俗文学”。然而在盐谷温的研究视野中，被文人雅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重要位置，与传统的所谓“古典”文学相抗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放送大学教授传田章把盐谷温在大学讲授“俗文学”的做法称作“一种革命行为”。（《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出版之前，日本虽然已有其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问世，但对于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历史演进轨迹尚无系统、完整的考察，“盐谷温正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创了对中国戏曲小说的历史形态的系统性研究。其后，包括青木正儿（1887-1964）在内的研究，尽管方法论上各有特色。但总的都是沿着这样一个学术方向发展的。”（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
盐谷温致力于推进日本中国学界的俗文学研究时，对元曲显示出了尤为特殊的关注。1912年9月，刚刚留学归国的盐谷温开始在东大讲授“中国文学概论”，同时讲授的还有以元曲为中心的“中国戏曲讲读”，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也首先确定为“元曲选”，此外，还有“《西厢记》讲习”等元曲专题课。而他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元曲研究》。盐谷温先后著有《元曲概说》、《关于元杂剧》等元曲专论，编译过《元曲梧桐雨》、《元曲选》、《歌译西厢记》等元曲作品。他指出：“元明以降，戏曲小说勃兴，于国民文学中成就不朽之杰作。就中推汉文、唐诗、宋词、元曲，为空前绝后之作。”（《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序言》）可见，他不仅把元曲视作元代文学的代表，而且将其与“汉文、唐诗、宋词”并列为整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盐谷温的元曲研究，已经从以往零星的对元曲作品和作家的个案研究，发展为对元曲发展轨迹做历史勾勒的整体研究，摆脱了针对单个作品加以注释、鉴赏的研究状态，以更加宏观的视角，提升出具有理论价值的认识，从而更具学理性和科学性。
盐谷温元曲研究的开创性还体现在，他采用了近代的方法和视角。这使他的研究脱离了江户时代和明治前期的传统“汉学”，进入了近代“中国学”的层面。这种近代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将元曲纯粹地作为一种外国文学来对待，摆脱了对中国文化的膜拜意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19世纪以前的日本汉学，不仅把中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更作为吸收对象，因而汉学本身亦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中国学问”也是衡量学者们自身修养的重要标准。而元曲由于其偏离正统文学的边缘身份，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问”。另一方面，盐谷温担纲中国文学课，正值东大完成从“和汉文学科”经“汉学科”到“文、史、哲三学科”的改制，从“汉学科”中分离出来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急需摆脱“经学”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盐谷温不同于传统汉学的研究态度，也可说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将元曲置于世界文学的框架之中加以考察，具有了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这与盐谷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同时也与他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其开端是向西方敞开门户、悉心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的近代化也呈现出模仿欧洲的趋势。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即与欧洲近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欧洲中国学（Sinology）密切相关。盐谷温虽然出身于汉学世家，自身又成长为中国学家，但他在学生时代却没有学习汉语，而是学习英语（中学）和德语（高等学校和大学），他的第一个留学国家也并非中国而是德国。正是在德国留学期间，盐谷温较为深入地了解了欧洲的元曲翻译和研究成果，并受到很大启发。他曾在归国后的汇报演讲中说：“意想不到的是，法国学者中巴赞、儒莲、多尼等人已有诗曲小说翻译，令人十分惊异。……《西厢记》、《琵琶记》等连合适的日语翻译都尚未得见，却已有了法文译本，这一事实实在令人汗颜。”（《游学漫言》）巴赞在其编著的《中国戏剧选》的长篇导言中，首次向法国介绍了中国戏曲的历史演变和特点，为西方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总体轮廓。这种思路也给盐谷温的元曲研究带来了启示。
盐谷温不仅注意到了元曲在欧洲引起的反响，而且将其纳入了自己的研究。他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就介绍了《西厢记》、《琵琶记》等作品在19、20世纪法国的传播和影响，揭示了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此外，盐谷温还撰写了大量探讨文学、文化关系的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论文，如《由文学上所看的中日的关系》（《斯文》1928年7月）、《中国的文化与日本的文化》（《斯文》1936年7月）、《中国文学与国文学的交涉》（《国语与国文学》1938年4月）等。
第三，盐谷温对于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文化以及研究对象本身都有过切身的体验。在全面展开元曲研究之前，盐谷温曾亲自到元曲诞生的故乡———中国留学三年。1909年秋，他先到北京学习了一年汉语。1910年冬，他又到湖南长沙投入叶德辉（1864-1927）门下专门学习元曲，至1912年8月才归国。这种语言、文化方面的实地经验，在近代以前日本传统汉学阶段是不曾有过的。“江户时代的汉学家，没有任何人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更没有任何人体验过中国文化的生活特点。”（严绍璗）而且，在日本“学中国文史哲的学生在高等学校根本没接触过中文。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日本的战败”。（传田章）语言文化的实际经验，使盐谷温的元曲研究不仅借鉴了西方的观念方法，还汲取了中国的研究成果。盐谷温本人明确地表示过，中国国内特别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一系列元曲研究著作是自己研究的基础。
盐谷温的东西方留学经历，使他获得了超越国别文化研究的相对宽阔和深厚的知识结构，同时具有本国的、特定对象国的乃至其他国家的文化素养。这种文化素养既包括多种语文的能力，也包括多种文学、历史和哲学的素养。这对于研究者以客观的态度得出科学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
除上述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之外，盐谷温对元曲研究的另一大贡献是文本资料的收藏和保存。仅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天理图书馆，就藏有盐谷温收集的中国戏曲小说文献625种计4407册，其中有大量的元曲资料。盐谷温甚至还收藏有明代的元曲刊本，如顾曲斋刊本《汉宫秋》、《梧桐叶》以及游敬泉刊本《北西厢记》等，都堪称稀世珍本。他的一些珍贵收藏得自于元曲恩师叶德辉。叶德辉曾在《元曲研究序》中详记盐谷温事，称：“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之笃嗜经典，过于及门诸人。”另外，盐谷温还在日本印行了元杂剧《西游记》等，后来郑振铎编辑《古本戏曲丛刊》时就依据了盐谷温印本。盐谷温收藏和保存的文献典籍，为后人研究元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实际上，对后学的培养和启发也同样是盐谷温对元曲研究所做的重要贡献。作为大学教授，除了前文提到的开设多种与元曲相关的基础课和专题课之外，盐谷温还尽己所能地发动学生从事实际的元曲注释、整理、校译等工作。例如，他曾在授课之余动员研究生将《元人杂剧百种曲》翻译成现代日语并进行“语释”（单词注释）和“通释”（意思解说），还把自己从“启明会”得到的研究资助全部分发给了参与这项工作的学生，在培养人才方面可谓不遗余力。
20世纪以后日本的元曲研究，从大学课程的设置到研究队伍的培养及至研究成果的出版，逐渐成为一个系统的研究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盐谷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教书育人、编写教材、撰写专著、翻译文本、收藏文献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盐谷温不仅是日本元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整个元曲研究史上都是不容忽视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