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代笔”写《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步入1964年，《明报》已具备中型报纸的规模，虽然还不能与几张大报相比，但已经在香港报界建立起独特的风格，尤其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心目中地位甚高，其知名度和影响还开始波及到世界一些国家。而身兼《明报》社长、总编辑、主笔的查良镛，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一定地位的报人和较高知名度的社评家，并开始活跃于海内外传媒界。

因为《明报》的条件已大大改善，财政已大有盈余，各方面都已上轨道，故这时候的查良镛已不必像以往那样天天守着《明报》，而可以脱身到外地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报界活动。

1964年1月，查良镛以《明报》社长身份，应日本方面的邀请，前往东京参加日本《世界周刊》举办的一次报人座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查良镛曾就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等问题发表演讲。

1964年4月，查良镛又代表《明报》远赴日本东京，参加国际新闻协会（IPI）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会议期间，有两件事令他感触良深。

一天，日本新闻协会在赤坂王子饭店举行招待会，招待出席座谈会的各地代表。日本《每日新闻》前任社长、最高顾问、日本外交部部长大平正芳先生也到会发言。查良镛发现，身为外交部部长的大平正芳态度谦逊，对身为报人的本田毕恭毕敬。

对此，查良镛感到有点不可理解。日本的朋友告诉他，在实际生活中，本田的地位比大平正芳重要得多，因为外交部长是内阁职务，政府一改组，内阁成员也更换，到时大平正芳就无权无职了，而本田却始终是世界大报《每日新闻》的掌门人；况且，日本报人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政府完全受到报纸的舆论监督。

查良镛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政府决不能影响报纸，报纸却可以影响政府。政要可以上台下台，内阁可以改组更换，报纸的言论和立场却必须是一贯的。报纸不诚实，读者不看它，报纸非垮台不可。政府不诚实，报纸不断地攻击它，政府也非垮台不可。归根结底，政府的命脉，是真正操在广大人民手里。”

另外，查良镛还参观了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在那里，他看到记者们乘坐自己报社的飞机四出采访新闻；他看到几十架印报机中印好的报纸，由几十条传送带同时输往打包车间……设备如此先进，采访交通工具如此现代化，令查良镛顿然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朝日新闻》现代化、高效率的运作，使查良镛看到了世界报业的发展趋向，也极大地调动起他把《明报》办成世界名报的热情。从日本参加亚洲报人座谈会回港不到一个月，查良镛又代表《明报》，远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的第十三届年会。会议之余，查良镛还到土耳其多个城市参观、游玩……

周游列国，游山玩水，广交世界报业朋友，不必天天牢守《明报》，不必天天为《明报》劳力劳心，查良镛觉得很轻松、很惬意。这大半年，无疑是查良镛自创办《明报》以来，最舒畅的日子。

在此后长达一年与《大公报》等报纸的笔战中，刺激了《明报》的销量，《明报》日发行量又从“逃亡潮”后的四五万份，跃升到近10万份，跻身为香港发行量最多的报纸之一。发行量剧增，盈利也就大大增加，财政实力也自然地大为增强。

这时，查良镛又再次以《明报》社长的身份，到英国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主办的会议，顺便在欧洲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旅游。

查良镛是在1965年5月份开始他的欧洲漫游计划的，到了6月份才回港，这也是自《明报》创立以来，他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游。他启程赴欧洲那天，《明报》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到机场送行，并向查良镛表示自己工作的重心所在，希望他安心外游，不必牵挂报社的事。

当时，报社已上轨道，查良镛并不太担心报社的编务，倒是比较担心正在《明报》连载中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是从1963年9月3日起在《明报》连载的，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武侠小说，在写法上与查良镛以往的小说截然不同，在结构上采取了写完某一个人之后再写另外一个人的手法，看似脱节，但实际上又前后交错，将不同的人联结一起，相互映衬，绝对不会混乱，堪称绝笔。

在查良镛所有的武侠小说中，《天龙八部》的人物是最繁多的，他们有如繁星闪烁在《天龙八部》这部“天书”里。这众多的人物，基本上分属公子哥儿段誉的故事、和尚虚竹的传奇以及英雄好汉乔峰的经历，他们陪衬这三位首脑人物，犹如众星拱月，形成浩瀚的星河。

在《天龙八部》里，查良镛第一次以佛教“大悲大悯”的思想来破孽化痴，用佛教的去贪、去爱、去取、去缠的经义来开导读者，既增强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与哲学内涵，又充分显示出查良镛博大精深的学问。

自这部小说在《明报》连载后，读者反应强烈，众人都公认这是至今为止查良镛最好的武侠小说。

查良镛远赴欧洲漫游时，《天龙八部》的故事还没有完结，也就是说还须写下去、连载下去。但这一外出就是一个多月，查良镛已没办法兼顾武侠小说的事。但总不能断稿开天窗，那怎么办？查良镛于是找人“代笔”。查良镛找来“代笔”的人，就是倪匡。

倪匡是查良镛的好朋友，两人诸多往来，时常在一起品酒论文。倪匡文才了得，下笔如神，就文章数量而言，香港无人能比。他以武侠小说和推理科幻小说著称于世，是香港以文致富的佼佼者。查良镛找倪匡“代笔”，当然是欣赏他的文才。早在两年前，《倚天屠龙记》刚连载完毕时，新加坡一位报馆老板曾要求查良镛续写《倚天屠龙记》，但查良镛当时已着手写《天龙八部》，不能两部小说同时写，于是曾向这位老板推荐倪匡，要倪匡写《倚天屠龙记》的续篇，但倪匡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为由，婉言拒绝。这次，查良镛又找来倪匡，但不是“续写”，而是“代笔”。“倪匡，我这趟外出时间较长，你帮帮忙，代写《天龙八部》三四十天吧！”承蒙查良镛看得起，倪匡高兴得哈哈大笑：“你说该怎样写？”查良镛认真地说：“我看不必照原来的情节，免得不能连贯，最好写一段自成段落的独立故事。”

查良镛的要求正合倪匡心意，倪匡于是点头答允：“那好吧，我就放胆自由发挥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香港名作家董千里。倪匡答应“代笔”后，查良镛又特别说明一句：“老董的文字功夫很好，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后再见报，你看怎么样？”倪匡也很佩服董千里的文才，所以满口允诺：“这没问题，有老董在旁监督，我还求之不得呢！”就这样，倪匡操笔上阵，为查良镛代写《天龙八部》；而查良镛则远在欧洲开会、游玩。那段时间，查良镛每隔一两天就写信回报社，以“旅游寄简”的形式写下欧洲开会、旅游的情况，交由《明报》刊登。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已代写了6万多字。一见面，倪匡就说：“金庸，很不好意思，我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来，倪匡讨厌《天龙八部》中的阿紫，于是一怒之下，故意将她给弄瞎了。查良镛一听，哭笑不得，满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接着，他自己就潜下心来，把《天龙八部》写完，对阿紫的瞎眼，也作了别出心裁的处理。对于这部自己有份撰写的武侠小说，倪匡推崇备至。他说：“《天龙八部》是千百个掀天巨浪，而读者就浮在汪洋大海的一叶扁舟上，一个巨浪打过来，可以令读者下沉数十百丈，再一个巨浪掀起，又可以将读者抬高几百丈。”

而倪匡自己，在看《天龙八部》的时候，也像千千万万的读者一样，“全然身不由主，随着书中的人物、情节而起伏”。他认为，《天龙八部》堪称世界小说的杰作。对于代金庸写《天龙八部》的这段经历，倪匡后来曾自撰一副对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就是“曾代金庸写小说”，以此聊以自赏。在这之后，倪匡还与查良镛合著过武侠小说。1966年在《明报》连载的《血影》和1967年在《明报》连载的《长铗歌》，就写明由“金庸”和“岳川”（倪匡笔名）所著。后来，《明报周刊》出版，杂志上又赫然出现“金庸”和“倪匡”合著的武侠小说——但倪匡后来透露说，作品乃他一人执笔，只是借“金庸”之名推销作品而已。查良镛结识满天下，但经常与他在一起的，是倪匡和名导演张彻、名作家董千里，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喝酒玩乐。其中查良镛与倪匡之间的一些生活趣事，在香港文化界流传很广。从这些趣事中，人们或许可以了解到查良镛立体的一面。《明报》一创刊，查良镛便邀倪匡为《明报》写稿。一天，一班朋友聚在一起，倪匡趁机对查良镛说：“金庸，《明报》可真是越办越好啊！”查良镛谦逊地说：“全靠大家支持！”倪匡紧接着问：“听说《明报》赚了不少钱，是吧？”查良镛不做否定，只说：“不多，赚一点点，赚一点点！”倪匡看时机已到，连忙直入正题：“赚了那么多钱，我的稿费也该加一加吧？”查良镛一听，方知中了“圈套”。但他急中生智，应付倪匡说：“这问题先不谈，我回去给你回信答复。”

过两天，倪匡果然收到查良镛的信。信中详列十条理由，解释稿酬不能加。倪匡捧着信，只能兴叹：“金庸啊金庸，真奈何不了你。”

此事在别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查良镛吝啬，但当事人倪匡并不这样认为，他还时时称赞查良镛慷慨大方够朋友。据倪匡自己说，他有时等钱用，查良镛会预付他的小说的版税给他，数目都不小；每次预付版税，查良镛总忘不了说这一句：“倪匡，钱不要乱花呀！”原来他知道倪匡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倪匡也曾经在一篇写查良镛的文章中，写到查良镛对他的两件趣事：“……金庸嗜玩‘沙蟹’（话事啤），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自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了的钱本来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此，堪称是第一流朋友。”

在公开场合或办公室，查良镛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所以不少人都对他敬而远之。但据倪匡说：“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本文摘自《金庸传》 冷夏 辛磊 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