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曾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起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现代作家关于江南城市的感受、经验、思考与期冀，也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普通的文学创作或“想象力的游戏”；作为一种以人文观照与诗性阐释为中心构筑的话语与文本谱系，它们不仅在学术上构成了现代江南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记录与再现了传统江南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二

　　中国古代城市在总体上表现为政治型，历史上的北方都城与重要的军事要塞城市，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与北方城市不同，江南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于城市的经济功能。尽管不能或不能长期成为政治中心是它们的普遍命运与气数，但由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上有所建树，因而，“欲罢不能”和“欲说还休”一直是江南城市的深层矛盾与困惑。在一般的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即使不是被完全忽视，也基本上是不受重视的。正是在现代作家的江南城市经验与话语中，才使这种最感性、也最本质的“细节真实”大白于世。

　　与北方与中原文化浓烈的政治色彩与实用价值取向不同，对每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江南城市而言，不仅要努力处理好与北方政治中心的矛盾关系，以维护城市的现实利益与生存权，同时还要谐调好主体的内心世界，使现实中的不平等通过文化阐释获得合法性。南京与杭州是这方面的典范。南京与杭州最早分别是吴国与越国的都城，在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有过称霸一时、与北方列强相颉抗的光荣历史。但由于“是非成败转头空”等原因，最终都选择了“不谈政治”的诗性生活理念。但由于地理、人口、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两者在同一种江南诗性文化概念下，又表现出一些微妙的内涵差异，并被“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的现代作家们捕捉到文字中。

　　以杭州为例——

　　……明朝的高濂，做了一部《四时幽赏录》，把杭州人在四季中所应做的闲事，详细列叙了出来。现在我只教把这四时幽赏的简目，略抄一下，大家就可以晓得吴自牧所说的“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观殆无虚日”的话的不错了。

　　一、春时幽赏：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看菜花，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保俶塔看晓山，苏堤看桃花，等等。

　　二、夏时幽赏：苏堤看新绿，三生石谈月，飞来洞避暑，湖心亭采莼，等等。

　　三、秋时幽赏：满家弄赏桂花，胜果寺望月，水乐洞雨后听泉，六和塔夜玩风潮，等等。

　　四、冬时幽赏：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雪后镇海楼观晚炊，除夕登吴山看松盆，等等。（郁达夫《杭州》）

　　以南京为例——

　　一出城，看见湖，就有烟水苍茫之意；船也大多了，有藤椅子可以躺着。水中岸上都光光的；亏得湖里有五个洲子点缀着，不然便一览无余了。这里的水是白的，又有波澜，俨然长江大河的气势，与西湖的静绿不同。最宜于看月，一片空蒙，无边无界。若在微醺之后，迎着小风，似睡非睡地躺在藤椅上，听着船底汩汩的波响与不知何方来的箫声，真会教你忘却身在哪里。（朱自清《南京》）

　　对这些文字进行细读不难发现，除了共同的热闹、快乐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南京更有一种“于游戏中自有谨厚之气”（周作人《记蔡孑民先生的事》），这是一种经过更大的风雨、见过更大世面才有的烈士暮年的苍凉与超然世外的寂寥，它既不易流露出来，也不易被外人所察觉。竟其原因，主要是两城在与政治中心的往还上有深浅之异。杭州在军事上基本上是不设防的城市，等于从根本上剔除了城市固有的防卫功能，因而更容易臣服于现实的安排与命运。古代如此，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描述蒙元入侵前夜的杭州：“没有理由说此一时期乃是纷扰的时期？……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闲哉。”现代依然，“杭州号称天堂，自然有构成天堂的条件，首先是它交通经济地理的重要，扼钱江的咽喉，是浙东平原丰富产物的集中市场。它的地理形势为兵家所必争。但是在历史上却又没有经过许多剧烈的战争，平均起来，承平的日子多，这就大大的有益于居民的安逸感。”（任微音《雨丝风片游杭州》）

　　南京是那种不甘心就范的“失败的英雄”。首先是地理环境不同，杭州一马平川，大海阻断了东方的退路；南京则不仅有长江天险，同时还有“龙盘虎踞”的防守条件，正如诸葛亮当年在清凉山曾感慨“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南京在自然条件上完全有可能雄霸江东半壁江山。其次，从城建史的角度看，南京一开始就是一个军事中心，大约在2500年前，吴王夫差以南京为作坊开始制造青铜兵器，称之为“冶城”。大约在22年后，卧薪尝胆的勾贱灭吴，又继续于此制造兵器，改称为“越城”。与杭州等江南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商业经济活动不同，南京是以一种国家兵工厂的方式登上中国城市舞台的。再次，从城市文化上看，杭州的文化构成比较简单，越地一带的江南文化是其要素与核心内容；南京则地处中国南北文化冲突与交流的要冲，其城市文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性远比普通江南城市突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李香君与苏小小的差别，两者尽管都是流落风尘的女子，但她们在政治态度与抱负上却截然相反。以普通市民为例，杭州人对日常生活细节的重视，堪为以细腻著称的江南文化精神的典范；南京人则素以“大萝卜”自况，它的本义是说南京人的朴实与缺心眼，这与操着吴侬软语、做事认真细致的苏杭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们假想中像苏州评弹或者越剧《红楼梦》中那样的儿女温情，在南京文化中不仅不存在，甚至还是南京大萝卜们经常嘲笑的对象。

　　在江南城市群中，南京是最政治化的一个。但由于每一次的努力与挣扎均以一部金陵痛史为终结，因而逐渐积淀出一种十分独特的城市性格与气质。一方面，与江南城市一样，尽管不断地经受着从文明中心到政治边缘的历史驱逐，但由于不同于普通江南城市的自然条件、城市规模与政治地位，又使南京很难像杭州一样以“西湖虽好莫题诗”严格自律；另一方面，与北方都城一样，尽管不断遭到战争的考验与毁灭性打击，但由于雄厚的经济文化基础而不可能沦为无人问津的废墟，因而又总是要与国家机器发生重要关联并一次次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既不可能脱离政治中心太远，又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因而，它精悍的心境只能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参与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这给南京带来的是一种内涵更加复杂的城市文化，与一般的江南城市相比，南京总是多几分苍凉与悲壮，并因此多一些厚重与大气，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三

　　扬州在现代中国的命运，正应了柏拉图《法律篇》所说，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一旦城市丧失了对人口、资源与资本的吸引力，一个城市离它解体的末日也就为时不远了。如果说扬州兴盛的主要原因是江南运河的开凿，那么，导致它衰败的原因则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对古代运河的取代。现代作家尽管不研究城市的兴衰，但也以诗性智慧的方式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自大业初开邗沟入江渠以来，这扬州一郡，就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历宋，直到清朝，商业集中于此，冠盖也云屯在这里。既有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则依附这阶级而生存的奴隶阶级，自然也不得不产生。贫民的儿女，就被他们强迫做婢妾，于是乎就有了杜牧之的青楼薄幸之名，所谓春风十里扬州路者，盖指此。有了有钱的老爷，和美貌的名娼，则饮食起居（园亭），衣饰犬马，名歌艳曲，才士雅人（帮闲食客），自然不得不随之而俱兴，所以要腰缠十万贯，才能逛扬州，以此。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

　　在交通因素的背后，扬州兴衰还与城市性质相关。如同政治地位低下的商人一样，古典中国的商业城市是最缺乏保护的，一旦其实用价值消失，则不会再有任何政治资本投入其中，这是人们感叹“扬州衰败何其速也”的另一重要原因。当然，作为城市繁荣直接制造者的商人与此也不无干系，他们只会享受城市，不会也不可能为城市的兴衰，以及他们投入大量财富创造的城市文化负责任。这既与他们没有政治地位，同时也与这一阶层的普遍素质有关，前者使他们无力为现实负责，后者则可归结于他们的缺乏真情实感，所以最可惋惜的无疑是扬州城市文化的凋敝与衰亡。如果举一个例子，最有意思的是丰子恺先生。他因为教孩子读《扬州慢》词，当念到“二十四桥仍在”一句时，再也按耐不住对维扬胜地的“烟花三月”与“十里春风”的冲动，并决定去寻访大名鼎鼎的二十四桥。但实际情况却是——

　　到大街上雇车子，说“到二十四桥”。然而年青的驾车人都不知道，摇摇头。有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表示知道，然而他却忠告我们：“这地方很远，而且很荒凉，你们去做什么？”我不好说“去凭吊”，只得撒一个谎，说“去看朋友”。那人笑着说：“那边不大有人家呢！”我很狼狈，支吾地回答他：“不瞒你说，我们就想看看那个桥。”驾车的人都笑起来。这时候旁边的铺子里走出一位老者来，笑着对驾车人说：“你们拉他们去吧，在西门外，他们是来看看这小桥的。”又转向我说：“这条桥以前很有名，可是现在荒凉了，附近没有什么东西。”我料想这位老者是读过唐诗，知道“二十四桥明月夜”的。他的笑容很特别，隐隐地表示着：“这些傻瓜！”（丰子恺《扬州梦》）

　　实际上，直到今天，关于二十四桥到底是二十四座、第二十四座，还是指二十四桥风月，依然是一个有待发微的文史之谜。扬州我去过几次，最可叹息的是当代人复制的二十四桥，仅以24根栏杆表示，不仅设计理念通俗，建筑风格与气势也无可褒奖之处。

　　与总想成为政治中心的南京、一心一意要过好小日子的杭州，以及不知明朝梦醒何处的扬州相比，在古代江南城市中，最像江南城市的无疑是苏州。这不是因为它在明清时代就已发展为“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也不是因为它在当代长三角都市群经济发展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在苏州的城市发展史上，由于人口规模与空间资源适度、自然与文明和睦相处，个体的欲望与环境的供济达成平衡，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霍华德“花园城市”，或者说很好地体现了芒福德“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的理论。对于苏州而言，尽管它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得很早，但与西方现代城市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区别，在中国农业文明与江南诗性文化的双重背景中，不仅它的城市化进程未与乡村生活方式产生严重对立，同时其新兴的城市文明与文化传统也是相互兼容的。苏州园林与苏州城市生活方式无疑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这不是因为苏州园林在规模与豪华上超过了北方的皇家园林，而是它提供了一种享受实实在在的感性生活的城市空间。这正是江南园林与北方园林的根本区别所在。

　　北方园林，我们从《洛阳名园记》中所见的唐宋园林，用土穴、大树，景物雄健，而少叠石小泉之景。明清以后，以北京为中心的园林，受南方园林影响，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自然条件却有所制约，当然也有所创新。首先对水的利用，北方艰于有水，有水方成名园，故北京西郊造园得天独厚。而市园，除引城外水外，则聚水为池，赖人力为之了。水如此，石，南方用太湖石，是石灰岩，多湿润，故“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多姿态，有秀韵。北方用土太湖、云片石，厚重有余，委婉不足，自然之态，终逊南中。且每年花木落叶，时间较长，因此多用长绿树为主，大量松柏遂为园林主要植物。其浓绿色衬在蓝天白云之下，与黄瓦红柱、牡丹、海棠起极鲜明的对比，绚烂夺目，华丽眩人。而在江南的气候条件下，粉墙黛瓦，竹影兰香，小阁临流，曲廊分院，咫尺之地，容我周旋，所谓“小中见大”，淡雅宜人，多不尽之意。落叶树的栽培，又使人们有四季的感觉。草木华滋，是它得天独厚处。北方非无小园、小景、南方亦存大园、大景。亦正如北宗山水多金碧重彩、南宗多水墨浅降的情形相同，因为园林所表现的诗情画意，正与诗画相同，诗画言境界，园林同样言境界。（陈从周《园林分南北  景物各千秋》）

　　对于当代江南都市社会，迅速的城市化、大城市化过程，在给这一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现实矛盾与精神生态问题。如2007年发生的无锡蓝藻生态灾难，就是这些问题中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在城市化进程中，尽管苏州的传统城市空间与文化功能已有不少变异，一些现代城市的坏习气也在某些细部沾染了它，比如你到吴中第一名胜虎丘想拍一张全景，要想绕开现代生活标志性风景的电线杆就是很不容易的。但与其他江南城市相比，苏州城市化的代价又可以说是小的。如它的旧城区保存得相对完好，如它的市民依然与前工业化时代依稀相仿。这是今天在苏州仍然可以重温“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旧梦，以及普通中国人可以在这里发现一种家园感的根本原因。

　　“阿要白兰花啊——”，小巷里又传来了女子的叫卖声，这声音并不激昂慷慨，除掉想做点买卖之外，也不想对谁说明什么伟大的意义，可我却被这声音激动得再也无法入睡了……

　　“阿要白兰花啊——”，那悠扬的歌声渐渐地消失在春雨里。（陆文夫《深巷又闻卖米声》）

　　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贴着历史定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超迈的感叹，读一读，那种鸟瞰历史的达观又能把你心头的皱折慰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这里休憩来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走走。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余秋雨《白发苏州》）

四

　　在当下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使传统城市大都深陷入一个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一方面，传统城市要想在当代获得更充分的发展，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时代洪流中，这要求它们必须敢于打破自己祖传的“瓶瓶罐罐”；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城市“容器”本身也是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储存器，因而如果对改造与破坏的程度与范围不加限制，最终必然导致城市文化功能的衰退直至城市本身的解体。如何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有效地保护城市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所有中国城市都直面的尴尬与艰难处境。在通过现代作家理解了江南城市文化的古典美与现代命运之后，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无疑是在消费文明中如何保存和发扬它，使美丽的江南城市可以像古希腊艺术一样具有永恒的魅力。只有这样，也许才不负现代作家的良苦用心与深沉希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