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认真读完的第一本书是重版的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五六年前，我在旧书摊上淘到过此书，没有读完就被人要了去。“重”版与“旧”版，一字之差，凭我印象，如果把《走出中世纪》新旧版放在一起对比，厚度大约差一倍。
朱维铮先生的书，除了《走出中世纪》以外，我已经收集了《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印象中，他没有鸿篇巨制的经史专著，他的文章风趣风雅，面目可爱，寥寥几笔，便能准确而出新地圈点一个近世的思想人物。喜欢读朱维铮的文章，未必是我赞成他的观点，比如《走出中世纪》，着重评点中国明清以来思想政治走向，并且对传教士与中国的近代化做了着重研究。做历史的，难免会有找病根的倾向，本书初版的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方兴，批判封建主义余孽的呼声依旧很高，旧版《走出中世纪》可看作80年代学术语境中的产物。今天看来，就本书的书名而论，何谓“中世纪”？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严格勘定的学术议题，将西方历史学、社会学中的一些概念勉强移植到中国古典的语境中，即便能方便分析的深入，同时也可能陷于一种比附的浅显。
我顺便把新版《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2007年7月出版）、《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黄一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粗粗读完。将之与《走出中世纪》放在一起读，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同一类型的书，探索的问题、方式都一样，遗憾之处也显而易见，都在以先入为主的观念为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寻找说辞。今年读的近代史研究的书中，我还是以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出版）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为最佳，虽然两本书表面上看是做了很多翻案文章，观其实质，却不仅在材料上大量推陈出新，而且基本上推翻了我们对近代史的陈腐见解。分寸得当地述说历史的复杂性，相当不易，放弃成见以及方法论偏见，更属难得。
樊树志先生的书，我也喜欢读，尤其喜欢他的几本大部头的书，如《晚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万历传》（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他的厚书的最大优点就是史实丰富、脉络清晰，而他的短章的最大缺点是文笔难见细致。他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华书局2007年4月出版）刚出版就读了，虽然该书与他的《崇祯传》（人民出版社出版）多有重合之处，但总体看来，此书是近年来“明史热”中最好的一本较通俗的明史读物。另外一本值得读的通俗历史读物是《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陈序经教授的这本书内容大致来自《史记》与前后《汉书》中的《本纪》与《列传》，这本书大约不是最后定本，而是编辑根据他的一些稿子选编的。
每次逛北京几个大的学术书店，都会看看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卖掉了没有。这本书是“政治与社会译丛”中的一本，结果总是失望居多。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波兰尼的对手哈耶克那本《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同样也收入在一套丛书中，而我发现后者很“畅销”。《大转型》是我期待已久的，一遍看下来仍觉不过瘾或半懂不懂，波兰尼的经济学方法偏向于社会———历史学，处理事物的复杂化、时间的连续性、事件的延伸度，这些手段一般都是社会———历史学者采用的，波兰尼在本书的结论中可能更耸人听闻：完全依靠市场，可能走向毁灭的深渊。这个论调，与奥地利经济学派大相径庭。不过，我更喜欢波兰尼的方法论，社会———历史学方法论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之后，显然比纯粹的经济学可爱得多，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社会———历史空间之中。
李零今年着实“流年不利”，《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引出了一大片“茶杯里的风波”。我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非常诧异，几乎所有的对李零的批评与谩骂，都和这本书的内容无关。李零在这本书中试图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而批评者批评的却是李零对孔子的态度不诚恳或不虔诚，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仅仅是因为题目“丧家狗”而引出这么大的风波，这是我今年始终有些琢磨不通的地方。
这一年，围绕历史在阅读，而关于中国古典时期的历史，深陷其中，却又捉摸不透。
张晓波 《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