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0多岁的日本人在会议厅门口被服务员拦住了。这个名叫池上雅夫的日本人是来洽谈一笔生意的，但服务员告诉他，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首发会，不是他着急赶往的洽谈会。池上雅夫连忙边说对不起边跑着离开，可到了电梯口，他又折了回来，对着陌生的中国服务员深深鞠了一躬，说了一句“对不起”，然后才再次匆匆离开。

服务员被他的致歉弄得有些莫名其妙，而会议厅里的人们也并不知道发生在门外的这件小事，他们正专注地讨论着历时多年编纂而成的首批28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意义以及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

两年过去之后，2007年秋天，依然是在南京凤凰台大酒店，第二批27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举行首发式。至此，汇集中方、日方、西方三方相关史料与证言，总计55 卷、近3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与读者见面，再次轰动海内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新发现和披露的史料：

日本人笔下的大屠杀

1.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作战课课长西原一策的“作战日志”：

12月4日 晴

……第十一师团辎重队将十二三岁的少女强行带走，并在行军途中加以凌辱。根据宪兵的报告，其他类似事件还有很多，这使我感到有必要设立慰安所……

12月17日 晴 暖

举行南京入城仪式。呈现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

返回途中遇到一个团约2000人的俘虏，其中有十四五岁的孩子。

12月18日 阴 寒冷

举行慰灵祭。山田旅团处置了15000名俘虏，其中我方一名士兵也与俘虏一起被机枪射杀。约有一个团的俘虏进行抵抗，企图逃走，该士兵也在混乱中牺牲。大场中佐前来汇报，并一起吃了晚饭。

2.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十一中队士兵东武夫日记：

上午8时30分列队。到城外下关打扫战场，也就是去处理敌人的尸体。扬子江岸边尸体遍地，令人吃惊。用汽船搬运死尸，投入扬子江的江心。仅我们处理的尸体就约2000具。

3.《东京日日新闻》特派员浅海、光本、安田对日军在中国进行“百人斩竞赛”的报道：

某某部队短短6天就快速行走了常熟、无锡之间40公里战线，并以同样的神速仅用3天就突破了相同距离的无锡、常州之间的战线，实在是神速、快击战。据闻在第一线的片桐部队里，两名青年军官开展百人斩竞赛。从无锡出发后，一人很快就斩敌56人，另一人斩敌25人。一人是富山部队的向井敏明少尉（26岁），出生在山口县玖珂郡；另一人是同部队的野田毅少尉（25岁），出生在鹿儿岛肝属郡田代村。剑道三段的向井少尉腰间是一把刻铭为“关孙六”的刀，野田少尉的刀虽无铭文，但该刀是祖传之物，也引以自豪。

从无锡进发后，向井少尉铁路行军二十六七公里，而野田少尉则沿铁路线进军，二人分头出发的第二天早上，野田少尉在距无锡8公里的无名村落攻破了敌军的防御重地，杀敌4人。听到此消息的向井不甘落后，和部下当晚在横林镇伏击敌军55人。

在那之后，野田在横林镇杀敌9名，在威关镇是6名，29日在常州车站是6名，共计杀敌25名。向井之后在常州车站附近杀敌4名，等记者们到达车站后，遇见了两人在车站见面的场景。

向井少尉：照这样下去，不用到南京，在丹阳我就能杀足100人吧，野田输定了。我的刀斩了56个人，只有一处豁口。

野田：我们两人都不杀逃跑的人，因为我身为某官，成绩没有上升，但到丹阳之前，我会创一个大纪录给你们看。

4.日军第十六师团辎重兵齐藤忠二郎回忆说：

我曾经有一次在下麒麟门站岗，眼前就是头部被打烂的中国军人的尸体。根据原第二十联队士兵东史郎先生所著的《我们南京步兵队》（青木书店发行）的记载，12月16日在下麒麟门处置了7000名俘虏。我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与这个是不是一回事。12月17日从白天到晚上，我在下麒麟所看到的情况是，在一块大约五十米见方的田里，周围用铁丝网或者竹栅栏围了起来，在这块露天的土地上，挤满了坐着的俘虏，其中还有人用炮弹的弹壳烧稀饭。四周围架有重机关枪对着这些俘虏。

我问监视的士兵他们是哪个部队的，对方回答说是第三十八联队的。关于这件事，对方在接受《被隐瞒的联队史》作者下里正树的采访时，被问及有多少人时，回答是两千多人。但是后来觉得用平方米数和人的大小进行计算的话，或许五千人左右是正确的。

5.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回忆说：

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回想到许多战友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别说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说尽管不是士兵也全都干掉吧……

6.日军第十军国崎支队从军翻译味泽公胜回忆说：

我曾看见南京城外沿岸数万具烧焦的尸体，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这些尸体引来了一只只野狗和野鸟。当时城内居民的生活无法保障，让他们在城外流浪也十分危险。据说日军将人群聚集到岸边，假装要用船将大家送往对岸，实际上则用机关枪向人群胡乱进行扫射，之后又浇上汽油放火焚烧。

7.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摄影师白井茂回忆说：

我不可能将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即使拍摄下来的也要进行剪辑……虽然经常听说有这样的事，但事实上所看到的是他们被枪杀。因为是向一大群人射击，所以有的人中弹后可能并没有死。海军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聪明办法是在江上放置一个水上射击用的木板，然后把人一个一个地踹到水里，等到人从水里浮上来后就一枪打死，被打死的支那人尸体就会顺着江水漂走。

战争真是残酷啊，就像枪弹击中了自己的心脏一样。那张满是鲜血的脸和那种执著的信念，一直印刻在我的心中，无法忘怀，心情十分难受。我在扬子江边也看到了枪杀，在其他地方也看到了许多像是被枪杀的人。太残酷了。

8.日本同盟通讯社随军记者前田雄二回忆说：

校舍的一角收容了一些俘虏，下士官把他们一个个地拉到学校的操场上，并把他们押往前方的防空壕。而后，早就等在那里的士兵列队用刺刀从背后将他们刺穿。随着一声惨叫，俘虏倒向了战壕，士兵再从上面将他们刺死。这种处死的方式是在三个地方同时进行的。

在被推着、被押着的俘虏中，有抗拒的，有抵抗的，也有喊叫的男人，但大多数都像没了思想一样，朝着死亡的战壕走去。当我们问旁边的将校时，他说这是新兵教育。战壕中堆积着满是鲜血的尸体。

……

交通银行后面的池塘边也在进行处刑。执行死刑的人是一些拿着步枪和手枪的士兵，他们让俘虏站在池边，然后从背后向他们射击。对那些受到冲击落入池塘却还有气息的人，就从岸上再补一枪。

2005年，首批28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后——

日方：“根据现有材料，（南京大屠杀）否认不了”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责任编辑何民胜说，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为了向所有人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韩国历史学者李贞杉对此的评价则是，追究历史本质的目的，是为了不要再重复同样的错误，造成同样的悲剧。而且，“一个真实的国家必然需要一个真实的历史作为基石，否则对于她的国民来说既是不和谐的，也是十分脆弱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还原真实的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右翼势力就开始制造“教科书事件”，公然为侵略战争翻案。90年代中期，一批右翼学者更是给日本自民党的国会议员连续做了20场报告，否认有中日战争，否认日军曾在南京屠杀30万南京市民、战俘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称这些都是被捏造出来的。

谎言需要用事实来揭穿。《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丛书主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表示，“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我反复跟专家们强调的一点，就是不掺杂任何观点，为此，我们连资料中的错别字都原文登载，只是在后面打个括号，注明一下这个是错别字，更不用说像以往一样专门去修正一些政治专有名词的用法了。”他强调说，“因此，我们的史料绝对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2005年，首批28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后，轰动海内外，日本外务省曾为此指派驻沪领事专门到南京了解情况，但有关官员后来在日本国会接受咨询时，也不得不表示：“根据现有材料，（南京大屠杀）否认不了。”

为了收集尽可能多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7年来，一大批学者多次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和我国台湾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机构深入挖掘。学者王卫星说，2003年10月，他和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雷国山第一次去日本收集材料，抵达东京后，两人每天早出晚归，到各个档案馆、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有的资料不许复印，也不许拍照，只允许手抄，两人坐在图书馆里从早上抄到晚上，带去的签字笔一用就是一盒，一天下来，手都抄肿了。但就是在那段时间，他们发现了包括冈村宁茨战争中的日记等在内的一大批珍贵史料。

南京大屠杀史料浩如烟海，光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日本战争犯罪的目录就有4本之多，东京审判的记录多达5万多页。专程赴美搜寻史料的南京大学教授张生、江苏行政学院杨夏鸣教授冷板凳一坐就是一个月，每天都在不同的房间找寻自己需要的“档案箱子”，一天要翻动几百箱，最后拍了整整5个G容量的有关档案、史料，足有数千张。

学者何民胜说:“关于南京大屠杀，我们近年来始终追究的一是日本否认这一历史事实，另一个就是关于被屠杀的人数。但除此之外还是有问题的。作个设想，如果日本有朝一日承认了这个事实，承认了非日方统计出来的屠杀数字，那一切就结束了？在反复要求理清事实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在这段历史中获得其他更有价值的经验。”

对话张宪文：

“30万这个数字是有根据的”

广州日报记者：《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有些什么样的最新的、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史料？这些史料是如何被发现的？这些史料的发现又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

张宪文：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以及第三方（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史料，整理翻译和披露了很多新的史料。譬如：公布了相当多的日本官兵日记，包括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作战课课长西原一策的“作战日志”。整理出一批遇难者名录，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所、职业、被害时间、被害地点、被害方式、调查人、陈述人等，每位遇难者名单，均有史料来源或出处。史料集还收录大批有关日军“百人斩”、各种杀人竞赛、杀人取乐的日方报刊报道和相关材料。

广州日报记者：国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今天的人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

张宪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目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模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模式主要是带浓厚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证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开始转向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多种学科理论的综合研究，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微观史学、法医学等理论；当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模式又有新的发展趋向，即从人类文明史和和平学的视角来反思这一暴行。特别是随着《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学者们在拥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加强了与海内外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推出了一批科学、符合真实历史的研究成果，将一些围绕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固化”下来。

今天，我们不纠缠历史，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取得一些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建设国家、维护和平。只有把历史事实搞清楚，中、日两国政府才能共同面向未来。

广州日报记者：南京大屠杀中有30万同胞被杀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字，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

张宪文：人数问题一直是日本跟我们争论的焦点。我们讲的30万是一个大约的数字，不可能说一个人不多，一个人不少。但这个数字是有根据的，当时国民政府在南京地区挨家挨户地做了很多调查，也做了一些工作，是有统计数字根据的，而且关于“埋尸”的原始记录都是有的。这个数字是从各方面汇总起来的，不是说凭空想是 30万。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推翻这个数字，是有其政治目的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