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设国家大剧院，并批示，地址“以在人民大会堂以西为好”，但由于受当时经济条件限制，这一工程未能实施；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部曾重提兴建国家大剧院之事，仍未实现；1990年，文化部再次提出在原址上兴建国家大剧院，并成立了筹建办公室；1997年10月，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空地尽快兴建国家大剧院；2001年6月1日夜，大剧院工程悄然动工。
大剧院主体投资26.88亿元，外围工程由北京市投资8亿多元，正式营业尚需开办费3亿元，整个项目共需资金38亿元，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有媒体将其评为“2006年十大烧钱建筑”之一。国家大剧院从立项开始，到设计、施工，整个过程都是公众瞩目的焦点，也引发了很多争议。比如，是否破坏了天安门周围的整体风貌，还有在公众娱乐文化设施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兴建如此高档的大剧院是否合理等等。如今，一切都尘埃落定，国家大剧院将以簇新的面貌接受国民的大量和体验。
广电总局叫停“选秀”节目：政府积极引导大众娱乐
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叫停重庆电视台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称其庸俗媚俗。9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又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规定从10月1日起，所有有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不得在19：30至22：30时段播出，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网络投票等场外投票方式。
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中心主任金文雄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群众参与的选拔活动”指的是有群众参与的，面向全社会的，有选拔性质的节目，设置排名、晋级的固定节目也算在内。他同时表示，对于电视节目，他们指的是有海选、需要层层pk，设置分赛区，从初赛到决赛，复活赛的这一类节目，《非常6+1》是才艺展示，不是面向社会范围内的pk性质、短信投票的节目，所以不算在内。
舆论为广电总局的禁播令叫好。评论称，自“超女”以来，由于巨大的利益驱动，各类大型选秀节目层出不穷。一打开电视，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选秀充斥荧屏，吸引千千万万无知青少年的眼球。而选秀节目对文化素质极差的“一夜成名”身价千万的选手大肆宣扬，让青少年觉得人生可以不需要努力，不需要读书，不必付出艰辛和汗水，参加选秀便可以“一夜成名”、“一选成星”。这种危险的导向，极大地冲击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造成国民文化水准下滑，民族文化失语，把青少年引入可怕的陷阱，是整个民族的隐忧。
但也有评论认为，不能随便否定全部的选秀节目，毕竟作为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它充分满足了部分观众的娱乐文化需求。遏止低俗之风仅靠叫停是不够的，禁播仅是规范选秀节目的手段而已，对这类节目还要积极引导，达到引导大众娱乐文化需求的目的。
坊间对广电总局的《通知》规定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根据频道、频率定位，可以举办全国性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亦有微词，认为《通知》更多是针对地方电视台。
中国话剧百年：从启发民智到直面人生
2007年，中国话剧百年华诞。纪念话剧百年的活动此起彼伏。纪念中国话剧百年暨第五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拉开帷幕，30余台从全国申报的74台剧目中遴选出的优秀剧目轮番上演；“纪念中国话剧诞辰百年经典剧目展演”、话剧百年纪念演出、“中国话剧百年学术研讨会”、“经典保留剧目展演”等活动将中国话剧又拉入公众眼帘。
不可否认，曾经有一段时间，话剧和观众有所疏离。然而，最近几年来，话剧舞台展现出丰富多元的姿态：新生代话剧崭露头角，众多经典轮番登台，写实与先锋并行不悖，严肃和轻松和谐共容。普通观众能直接感受到百年话剧的节日气氛，很大程度则来自“明星话剧热”的推波助澜。濮存昕、夏雨、袁泉、刘烨、黄磊、葛优等明星回流话剧舞台，让更多的普通观众也走进了话剧。
可以看到的是，现代舞台科技手段被日渐大胆而巧妙地运用，一些新颖的构思得到了现代观众的认可甚至欢呼，其结果是增强了话剧舞台的现代感，舞台形式也在经验积累中逐渐发生变化。除传统话剧外，先锋派话剧尽可能尝试以多种可能和形式丰富戏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小剧场话剧也越来越焕发出蓬勃生命力，以对情感的探讨和对当下都市生活的关注受到年轻观众的青睐，也把很多从不接触话剧的观众拉进了剧场。尽管前者被批评为“其形式已经背离了话剧形态”，后者被批评为“浅薄”，但也有学者认为，眼下的话剧界需要丰富和多元，应该让话剧充满活力地发展，不好的话剧自然会遭到淘汰。
1907年春，留日学生团体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第三幕和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同年夏天，王钟声（春柳社早期成员）主持创办的春阳社的成员在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这被认为是春柳派首次将西方戏剧从日本移植到中国国内。这一年，成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之年。
话剧诞生的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西风东渐，直接诱发原因则是晚清启蒙主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救亡图存而改造中国激励民志的主观需求。而今，话剧舞台上演的节目日益多元、多彩，但似乎很难吸引更多的观众，“危机”一词常常挂在话剧业内人士的嘴上。但愿中国话剧百年纪念不只是让话剧热闹一时，而是为话剧创作者提供一个总结经验、汲取力量的机会，它还预示着话剧新的辉煌。
四大名著重拍全面启动：经典重新解读
进入2007年以来，《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相继掀起重拍热潮。作为最后一部提上重拍日程的《水浒》，10月29日在北京正式举行新闻发布会，使四大名著的重拍全面启动。
新版《西游记》由张纪中操作，有望在2008年中旬开机，新版《西游记》，张纪中考虑最多的是重新塑造人物性格。比如，新版中的唐僧不会再是“小白脸”，而应该是条“硬汉”“一方面他是出家人，看淡了生死，另一方面他要西天取经，肯定知道是要经历不少磨难的”；新《三国演义》本来“预计10月开机”，不料，到了该开机的时间，导演阎建钢却因为“和个别投资方难以在操作层面达成一致”，宣布退出剧组，暂时搁浅；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导演、制作班底及演员挑选、培训等问题，10月30日终于在北京尘埃落定，正式宣告启动，投资方为中影集团、北京电视台、北京华录百纳影视有限公司，总制片人韩三平，导演李少红；吴子牛被任命为新版《水浒》总导演，吴子牛称，与10年前的旧版《水浒》相比，新版《水浒》在拍摄技术上肯定要胜出许多，服装造型也会更加精致。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由李少红执导，预计2008年初开机，2008年8月8日关机；与之相对应的是，87版《红楼梦》单从1984年的试拍到1987年的全剧杀青，就用了3年时间。而且87版《红楼梦》从1981年1月就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改编问题，1983年2月成立筹备组，1983年12月才完成剧本初稿；用了约两年的时间，从全国各地数万名候选人中遴选出一百多名演员，并1984年春夏在北京圆明园先后举办了两期红剧演员学习班，耗时之长、创作之严谨对于现在的影视剧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先后被搬上了荧屏，也成为了荧屏上难以逾越的经典。如果不是过于追逐人气效应和商业利益，重新拍摄有关四大名著的电视剧应当算是一件好事，不失为时过境迁后对经典著作的重新解读，然而，如何重拍却注定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相信今后几年，四大名著重排仍将是媒体报道和讨论的焦点。
顾彬、陈平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之争：“五粮液”与“二锅头”
去岁年末，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聊起了中国当代文学，很快这段近3000字的访谈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却只剩“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语，引起轩然大波，尽管事后证明此语为媒体断章取义，但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不高却可见一端；3月26日，世界汉学大会“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议上，顾彬终于有机会当面表达观点，他以酒作比：“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顾彬认为，问题出在“酿酒”的作家身上，论据则有些特别——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翻译家。他推崇中国现代作家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家视野，提出，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母语，就不能从外部来看本国语言有什么特色，也就根本算不上作家。“基本上现在的中国作家都是业余的。”在顾彬看来，同样“业余”的还有对待文学的态度，“好多中国作家是蜉蝣。一个中国作家写小说，一到三个月内，可以写完一部”。对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当场批评顾彬言论偏颇狭隘，对顾彬“谈中国文学，不谈体制，不谈文学场，最后只归结到外语水平”表示异议，认为不能将作家和翻译家划上等号，并表示顾彬“这样的全称判断，已经不是一个学者在学术会议上讨论问题的姿态，有点哗众取宠”。
诸多媒体报道后，一批学者、作家卷入争论余波，而顾、陈二人之争也再次将中国当代文学引入了公众视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柠反唇相讥：“李白懂外语吗？”他认为，“顾彬只是一个中国文学的旅游者，而学术旅游不能解决任何学术问题”。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所撰《顾彬不值得认真对待吗？》则代表了另一部分学者之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国文学确实存在低俗化趋向，当代文学确实不如现代文学，而且当代作家无疑有轻视语言和滥用语言之嫌，作家的语言的轻视背后深藏的是对文学本身的轻浮心态，所以，应当认真对待和平心静气地分析顾彬的批评。
应该承认，顾彬的判断太过轻率和绝对，甚至坐实了某些评论所称“挣眼球”之嫌，但从全球视野和对文化的理解力言，中国现代文学的确有中国当代文学所无法企及的地方。经典文学在当下的缺位，当代许多知名作家的写作已经趋向大众化，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着被时代异化的考验。
新儒家围攻李零：一场有关“丧家狗”的“骚乱”
5月，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新著《丧家狗：我读论语》刚面世，即引发各界极大反响，质疑与赞誉并存。虽然不乏众多的叫好声，但也引来了内地新儒家阵营的激烈批评，将其斥之为学界“愤青”，批评李零“轻侮圣贤”，媒体称之为“新儒家围攻李零”。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么一个读书事件上狭路相逢。
李零解《论语》为何引起激怒？主要是因为在李零笔下，“孔子就是一条郁郁不得志的丧家狗，奔波一生而无所得，他是读书人的宿命的缩影，是所有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者的缩影；孔门就像大帮会，四大堂会，分设掌门人，还有十佳代表……”这种对孔子近乎轻佻的评价，实在令今日的孔子门徒们难以理解和接受。国内知名的儒家网站儒学联合论坛、木铎论坛等网站上特别开辟专集，对李零《丧家狗》进行批评。其中《原道》主编陈明的批评极为激烈并具有代表性。陈明发表的题为《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我读李零“丧家狗”》的长文，对李零新著《丧家狗》用这样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描述：“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其后，蒋庆和康晓光的议论也披露出来。蒋庆批评李零“玩世不恭，轻侮圣贤”，康晓光更直接骂李零“不是一个好鸟……这本书就是垃圾”。
整个争论过程中，作者李零本人一直写文章和以访谈的方式，对各种反对意见进行批驳。李零认为他和大多数批评《丧家狗》者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尊圣”还是“历史研究”。他说，骂他的文章，大体是出于“崇圣”的感情，“我和你不同，孔子只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同时质问：“中国的尊孔派，尚未立教，就如此专制，这确实让我想到了自由的问题。”
有激进“拥李派”称，“对于大陆的一些新儒家来说，如果孔子不再是那个至圣先师、百代素王，那些徒子徒孙又何以就食？”；然也有评论称，李零以孔子师徒间的幽默玩笑来定论一个人的一生，有“哗众取宠”之意。
“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郑声之乱雅乐”？
3月初，包括中山大学博士生徐晋如在内的近十名博士生联名在天涯发帖“倒于”。在这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中，他们称“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祸患不是来自外来文化的侵蚀，而是来自于那些打着振兴传统文化旗号的无知者”。“檄文”称，于丹“荒悖无知，对传统文化殊无敬畏”，“阉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而任何妄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了解传统文化的想法都是荒谬的；通俗和庸俗及媚俗的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而庸俗和媚俗则是根据一般无知者的接受程度，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那些把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的人们，要么是因为别有用心，要么是因为极度无知。于丹是后者”。他们提出，《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尽管被习惯性地称为“十博士”，发起者也包括部分清华、北大的硕士，还有一名学士。
对此，于丹的回应是，所谓“论语心得”，即心有所得，不管是大妈还是小孩子都可以有自己的心得。自己所讲的内容不一定每句都正确，而目的在于提升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度，影响每个人去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至于下课的呼吁，她说更希望这些博士能与自己一起上课，因为现在需要立的东西比需要破的东西多。
“十博士联名倒于”迅速成为一个事件，波及全国。来自学界的意见有两派，以任继愈先生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研究和普及《论语》需要各种角色，有人打前站造声势，有人跟进作深入研究，挺好；于丹的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应该允许百家争鸣。而杜维明则认为，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毕竟，“把书读懂”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心得才是个人的事情。学者肖鹰撰文称，于丹“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般的解读，将孔子改装成讨观众青睐的“一个经常陪着学生玩”的“可爱的老头”，一位“心理咨询师”，实为“愚乐经典”，“文化经典的精神意义将面目全非，直至荡然无存”。
就“十博士联名倒于”事件本身，学者杨念群的意见是，“博士们的板子打错了”。他认为，不能就于丹说于丹，就论语说论语，而是应该质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机制产生了于丹这种解读论语的方式？于丹个人背后是中国整体文化的无奈。她个人扮演的其实是非常被动的角色。
在社会层面，博士们的批评淹没在“粉丝”们为“于丹老师”“卫道”的“口水”和“砖头”中。
谢泳被破格聘为教授：“个案”，还是制度框架的打破？
5月，凭借知识分子研究在学界享有良好声誉、但只有大专学历的谢泳收到厦门大学的商调函，这位只有学术成果而没有学位、没有高级职称的“民间学者”将正式成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
厦门大学打破教育体制常规、打破“非博士不纳”的怪圈，破格聘请谢泳为文学院教授一事，迅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国内舆论的广泛讨论，且与对其他热点事件的议论往往观点各异不同，这次舆论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为厦大的举措叫好。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智效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认为：“谢先生的学术水平是远高于某些具有教授、博导称号的人的。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厦门大学，敢于破除唯学历论的羁绊，聘请谢先生为该校教授，这是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表示：“现在很多大学，没有博士学位的人不收，这个事情确实让人感到很意外。我为厦大得人才而高兴，为厦大的胸襟气魄而鼓掌，为此举所产生的效应而痛饮三杯。我原以为，当年北大聘梁漱溟和燕大聘钱穆的故事，再也不可能重现于今世，不想，这样的事还真成了现实。看来，大学校长为善的余地还是有的，不做，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也有学者担忧谢泳本人能否适应为人诟病的现行学术体制。今日高校的人才评价标准是高度数字化和行政化（官本位）的：什么学位，论文多少篇，著作多少部，获奖多少次，项目多少个，等等。
无疑，谢泳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引发热议，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当下高等教育和学术体制的高度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