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传承文明的重要形式和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然而，由于历史上屡遭政治动荡、兵燹水火之厄，古代典籍大量散佚，善本古籍更是珍如凤毛。这些仅存的善本目前多为公藏机构作为文物进行保护、收藏，不能再像普通图书那样任人翻阅，然而，它们无可替代的资料价值，又使学者不能不使用这些善本古籍。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对古籍的保护，不断加大投入，在国家财政支持和文化部的统筹规划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作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家图书馆秉持“揭示馆藏、服务学术”的理念，在如何处理好古籍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上做了大量的探索。自1985年起，利用缩微拍摄等现代技术对古籍善本进行再生性保护，拍摄了三万余册濒危珍稀古籍，供到馆读者阅览；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善本古籍数字化、影像化的尝试和探索，现已完成全部古籍机读目录数据的制作和发布。为从根本上解决古籍保护与流通使用的矛盾，还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二十年来，采用整理提供底本或自行编辑出版等形式，共影印了万余种馆藏古籍，分藏于各地的百余家图书馆、科研院所。

　　此次展览是国家图书馆古籍影印出版图书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也是继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古籍原生性保护成果展——“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之后，我国最大规模的古籍再生性保护成果展。据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詹福瑞介绍，“通过这次展览想让大家了解古籍在社会中应该占有的地位。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古籍的保护与利用要走两条路，一条是原生性的保护，另一条是再生性的保护。后者通过数字化、缩微胶卷、影印图书，将其化身千百，使读者能够读到、使用到这些书，同时避免古籍被反复翻阅，损坏原书。两条腿走路，是当今古籍保护很重要的道路。”

　　此次展览规模宏大、品种丰富，共展出珍贵古籍影印本1200余种，15000余册。品种之多、数量之巨，令人叹为观止。以国家图书馆为首的众多收藏机构所藏珍善典籍的影印本尽汇于此：既有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也有涵盖上万种古籍，将古籍保护开发利用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的“古籍专题丛书”；更有作为尊贵国礼，走出国门，向世界传递文明与友谊的古籍特装图书。中华再造善本一期工程出版图书亦是首次完整展出。

学者短评

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任继愈：

　　古籍图书同时具有两种价值：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文献价值体现在让人读、看、用。没有文献价值，只有文物价值，其总体价值就减少了一半以上。图书的价值在于产生社会效益。从这次展览来看，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一部分，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古籍

　　善本代表着时代的特点和特色，之前与以后都不再是这个样子，“善”字就体现在这一点。我们要保护好它，更要利用好。辛亥革命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前很多有价值的书，纸张很差、很脆，一碰就破。最近几十年图书的抢救也面临一定的危机。同样应做好这一时期图书的整理出版工作。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杨牧之：

　　看过“文明的传承”这个展览，非常兴奋。展览很轻松、很愉快、很享受。这样壮观的展览很了不起。目前，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呼声日高，文化发展将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应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典籍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让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要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　冯其庸：

　　最近，我发表了一篇有关《史记》的文章（《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这项研究持续了20多年，直到同时看到《中华再造善本》中三个《史记》的版本：南宋建安黄善夫本、南宋乾道七年蔡萝弼本、南宋淳熙三年张杅桐川郡斋本，才敢于拿出来发表。

　　《红楼梦》研究离不开国家图书馆藏己卯本。己卯本是乾隆二十四年怡亲王府的抄本，是最早的抄本。当时还没有《红楼梦》的抄本流传，怡亲王管理曹家，底本应该是曹雪芹自己的本子。当时六七人轮流抄，保持着原底本的款式，因而可以合在一起成为一部书。现在影印本出来了，广大读者可以检验我发现的这些问题。另外，曹雪芹的祖籍争论了70年得不到解决，先后有“丰润说”、“辽阳说”、“铁岭说”等，然而结论还是应该从图书馆来——在康熙二十一年刻本《山西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刻本《浙江通志职官志》以及康熙六十年纂修的《上元县志曹玺传》中都有明确记载，称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和曾祖曹玺乡籍为“辽东辽阳人”、“奉天辽阳人”。没有珍贵的古籍和它们的影印出版，许多历史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汤一介：

　　这次展览根据出版特色将古籍影印图书分为八大系统：传记文献、史籍史料、书目版本、文学艺术、地方志与边事资料、哲学宗教、金石文献与综合文献，这样的整理非常有意义。展览中这么多好书印出来，要有人研究才行。影印图书是基础，后续高质量的研究非常重要。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致忠：

　　仿真复制珍稀书籍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意识，至少在南宋已经有人着手此类工作，现在有这种规模的影印书是固有意识的升华和繁荣。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著录北宋李淑、杨伟等编纂的《三朝训鉴图》十卷，北宋皇祐间已有刊本。到南宋陈振孙去福建做官时，“顷在莆田，有售此书者，亟求观之，则已为好事者所得，盖当时御府刻本也。卷为一册，凡十事，事为一图，饰以青赤。亟命工传录，凡字大小、行广狭、设色规模，一切从其旧。敛衽铺观，如生庆历、皇祐间，目覩圣作明述之盛也。”陈氏未说明到底是影刻还是临摹再刻，但在字体大小、行款宽窄、设色规模等方面，却都能“一切从其旧”。“从其旧”意思就是仿真。陈振孙大约卒于南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表明在此之前善本仿真再造的意识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萌生，甚至有了如此的实践。其后产生的影抄、影刻也是一种对原书的复制。目前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中明清影抄的书有152种，影刻的书有36种，可见当时的复制已成规模。这次展览有如此大规模的古籍影印书展出，应是在现代新技术的配合下，使仿真复制有了充分的发挥。

中华书局原总编辑　傅璇琮：

　　“文明的传承”展览中的一些专题书非常有特色。历史人物年谱、人物传记、历代名人年谱等，这些分类编排的年谱以前都没有见过。诗话、赋汇等都是成系列出版，如《中国诗话珍本丛书》、《域外诗话珍本丛书》、《历代诗话统编》、《历代赋汇》、《赋话广聚》、《赋海大观》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所出版的不仅是版本书和影印书，其学术价值很高，在选题上也很有价值。这是出版工作对学术研究产生推动作用的很好范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陈祖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背靠国家总书库——国家图书馆，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做好古籍开发工作。目前的影印本有些有漫漶不清的地方，应该尽量选一些好的本子，让读者更好利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除了传递之外，还需要积累。再造善本古籍应该精益求精，每个善本前面要聘请专家撰写可靠的前言，朴实地介绍版本源流，让买书的人知道来龙去脉。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白化文：

　　中国人最有线性思维，能将历史落实在具体的天或时辰，而其他的国家没有这么丰富的文献。国家图书馆有很多珍贵的抄本、稿本、刻本，可以考虑建立古籍博物馆，在读者与图书馆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善本古籍的保存条件要求较高，可以让这些古籍轮流拿出来展示。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　陈其泰：

　　“文明的传承”是国家图书馆及其出版社多年来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一次大检阅，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丰富壮观、熠熠生辉。典籍是中国古代文化一种很重要的载体。中华再造善本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妥善地、完美地保存这些典籍，又让它们最大限度地服务学术、服务于社会。这些孤本、善本经过现代化的处理，分藏于全国各图书馆和学者，这很好地体现了传承文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览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有很好的工作方针，体现在各种专题古籍的整理。几千种古籍分类编排，有一个时代的，有一个范围的，有一类人物的，针对性很强，对学术界利用很方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钟肇鹏：

　　书籍是文化的结晶，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载体，流传到现在的典籍更是精华，然而对这些精华做点校并不容易，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就花费了20余年。现在把善本、精刻本影印出来对文化界、学术界乃至人类文化都是贡献。为了保存孤本、稿本，应该找专家学者鉴定，有选择地尽快印出来。有些稿本已经印过的，可以做些校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天有:

　　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成长，如果说学术上稍有点成绩，国家图书馆功不可没。我举个人的一个例子，我读研究生时，毕业论文相当多的资料就是出自国图的善本阅览室。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明朝的廷议制度，提到当时廷议为皇帝决策提供预案已采用了“多数决”。这一点《明实录》中有多处记载。但是如何表决，从未有人涉及过。是国图善本阅览室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该室收有明抄本郭乾的《兵部奏议》，书中提到当时表决是记名投票，而且票的格式和内容都有清楚记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近年来影印出版了许多精品，“文明的传承”是这次展览的主题，也是他们办社搞出版的宗旨，他们的工作惠及国家民族，惠及子孙后代，功德无量。国家图书馆古籍收藏居全国之首，善本之富也是其他图书馆不能企及的。建议国图成立虚实相结合的古文献研究所，成为古籍整理上的权威学术中心，延揽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使收藏、研究、出版一条龙。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国刚：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古籍整理和出版方面的确成绩骄人！特别是在文化部、财政部支持下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确实了不起，宋元旧椠，唾手可得。在目前的整理工作之外，建议拓展视野，把流散到海外的许多古籍珍品也能搜集回来影印或者“再造”复制。

中华书局编审　张忱石：

　　国家图书馆古籍影印出版成果展，可谓琳琅满目，业绩辉煌。影印古籍是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值得大力推广——影印是保存和抢救古籍的最佳选择，尤其那些孤本、善本，只有赶快影印，才能永保无虞、传之久远；影印能为文史学者准确快速地提供原始史料，书籍只有印出来，学者才好利用；影印古籍为点校古籍创造了有利条件。影印本将为点校者选择底本和校本大开方便之门。

杨忠：振贵逼真　方便实用

　　以前，我曾看过部分《中华再造善本》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重要古籍，但看了“文明的传承”展览，还是大感意外。展览全面展示了国家图书馆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丰硕成果，展览规模之大、环境之舒适、展品体系之完备、影印工艺之高超，都是过去类似的展览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展出的《中华再造善本》和105种古籍专题资料丛书，以其珍贵逼真、方便实用，彰显了巨大的学术价值，而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敦煌遗书、《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和《赵城金藏》“四大专藏”的影印本和几十种制作工艺特别精美独特的古籍特装图书，也使人爱不释手、印象深刻。

　　我常想，大规模、成体系地影印珍稀古籍，确实是一个绝妙的举措，它较好地解决了古籍保护与流通的矛盾。善本古籍多已具有文物价值，不能再像普通图书那样任人翻阅，而它无可替代的资料价值，又使学者不能不使用这些善本古籍。这种矛盾虽然有时可以用阅读珍稀古籍的缩微胶卷来解决，但胶卷毕竟不便阅读，且朱笔、墨笔不易分辨，藏书印章、刻工姓名亦易模糊，有时不得不靠原书解决疑难。这样，保藏方和使用方的矛盾日积月累。现在学者可以使用影印本，既方便了学术研究，也有利于善本保护。这种举措对国家的古籍整理研究事业是有力的支持与促进，也是图书馆和出版社对繁荣学术、服务社会、保护古籍做出的新贡献。

　　影印善本，传承文明，使珍如凤毛的古籍善本化身千百，也化矛盾为和谐，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因此，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善本影印工作是值得尊敬的。善本影印、古籍整理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希望能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更多支持，也希望其他大型图书馆和出版社更多地关注这件有意义的事。另外，如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能选择《中华再造善本》中学术价值高、流通性强的部分古籍，缩印成普通精装本或平装本，加上新撰写的《提要》，将更有利学术研究和读者阅读。（作者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左东岭：藏用互补　观念提升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这些年在古籍整理和出版方面对学术界所做出的贡献尽管有目共睹，但是这次通过书展的形式却真正将这些成就形象立体地表现出来了。我认为，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是一种观念的提升——把藏与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历来把藏书作为图书馆首选的职责，孤本、珍本一般都秘不示人。这固然起到了保护文献的作用，但也严重影响了图书文献的使用与流通。这种观念一直到今天还停留于许多人的头脑中，以致于到全国各图书馆中查找古籍文献，都会被许多学者视为畏途。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依托国家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又有不少一流专家为其出谋献策，并得到国家有力支持，从而进行了“善本再造”的浩大工程以及许多古籍文献的整理影印。这样的工作使得藏与用互为补充，由于现代化技术的运用，使得善本再造与古籍影印更加接近古籍原貌，使这些极为罕见的善本珍本能被学术界很方便地使用，从而增加了这些古籍的利用率；同时由于有了这些再造善本与古籍影印本，也使一般研究人员没有必要再去查阅原本，减少了这些孤本珍本耗损的次数与机会，有效地保护了这些珍贵的古籍。这是一种藏与用兼顾的好方式。

　　正像文学作品必须在阅读过程中才能生成其意义一样，文献的价值也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体现，这是一种现代学术观念。希望全国各地的古籍出版社也能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样，贯彻这种观念，与各地图书馆结合起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古籍整理与出版，以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

　　按照上述理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目前做的一些文献整理出版，都是追求大而全的目标，比如《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就是把国家图书馆藏的所有年谱汇集起来予以出版，这固然极大方便了研究人员使用，但是学者个人却较少有人能够购买。为此，出版者把这一大型丛书按朝代与主题进行了重组，效果不错。然而，在小而全方面还应该更进一步。我说的小而全是指在某一朝代或某一主题上做到小而全。比如宋明理学家的年谱，能不能把其他图书馆所藏的也搜集进来，这样用起来岂不更为方便？如果这样做难度较大的话，还可以做更小却可以达到全的项目，比如文学文献中的别集整理，不可能把所有的别集都做全，但一些重要的作者可以争取小而全，如杜甫、苏轼、高启、袁宏道等等，就可以把他们所有的不同版本的别集，甚至还可以扩展到把他们现存的所有年谱，全都编进丛书之中，形成影印“杜甫别集丛刊”、影印“高启年谱丛刊”之类小而全的丛书。我认为这样的小而全才是研究者最需要的。当然，这需要国家图书馆与国内外其他图书馆加强联系，资源共享；同时，还需要广泛联系各地专家学者共做此事，进行别集及其他研究资料丛书的整理，从而形成有计划、有目的系列成果。

　　只要观念对头，措施得当，古籍整理影印的工作大有可为，前途广阔。（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柴剑虹：继承传统　推陈出新

　　“文明的传承”成果展中有不少精品呈现。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例：第一，敦煌遗书的出版做到了又好又快，现在已经出版至第58册。第二，图版最清晰。英、法的敦煌遗书也作了保护工作，还在遗书上加了网线，虽然是透明的，却给照相带来了影响。网线还有破坏作用，五六十年后可能产生化学反应。而国图敦煌卷子用的是传统的修复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拍摄、出版，所以图版特别清晰。第三，纸张使用符合中国传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此书采用轻型纸，减轻了图书的重量，同时价格也便宜了很多。第四，资料最完备。法国的敦煌文献是根据胶卷做的，以前背面的资料漏拍了，因而现在出版的时候也就没有，而此次国图的敦煌遗书则将背面的资料都收进去了。第五，定名最准确。国图设有敦煌吐鲁番学术资料中心，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有研究基础。第六，创建条记目录。实际著录的内容多达26项，对读者了解、利用和研究遗书具有重要价值。

　　在敦煌遗书的整理出版上，国家图书馆形成了一种很好的古籍整理保护利用模式：既有自己的修复机构进行修复，也有敦煌吐鲁番学术资料中心进行研究，还有自己的出版社进行编辑出版。这是一种创新的模式。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古籍整理出版思路上的创新不仅仅体现在敦煌遗书上，展览中几十种古籍特装图书更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完美统一。比如清初传教士所作《奏鸣曲》，外面用的是意大利习惯用的皮套子；送给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李白诗选》，有中国的古典色彩，同时又考虑到了法国人的审美情趣；宋版棋谱《忘忧清乐集》，则带有棋子、棋盘。做古籍不能局限，今天印古籍应该有所创新，有传统的基础在，同时又与时代相结合，形成一种出版上的创新思考。（作者系中华书局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