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侵华日军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个少尉在从上海杀向南京的途中进行看谁先杀够一百人的“百人斩”杀人比赛。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等报刊曾连篇刊登随军记者的实况报道，时间、地点

、过程和数字都明白清楚，当时就很轰动。到1947年12月，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判处了向井、野田两战犯死刑。1971年，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中国调查后写成了《中国之旅》一书，又把“百人斩”杀人比赛传遍了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百人斩”在日本遂成了日本军队侵略屠杀的代名词。

“百人斩”翻案阴谋失败

　　2003年4月28日，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下，“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的遗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本多胜一、“柏书房”、朝日新闻社和每日新闻社的相关报道和著作侵犯了当事人及其家属、遗属的名誉权，要求谢罪、停止侵权并赔偿，企图为“百人斩”翻案。

　　据“百人斩”翻案者们公开宣称，选择“百人斩”为突破口，最终目的不仅要恢复“百人斩”两个战犯的名誉，而且要“向靖国神社里的英灵报告喜讯”，并要求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战纪念馆”撤去两个战犯的大型展板。他们精心挑选了4月28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百人斩翻案诉讼”，又挑选了7月7日进行第一轮法庭辩论，毫不隐晦挑战之意：一是他们特别在1月28日在靖国神社举行了“向井、野田两少尉的慰灵祭暨恢复名誉集会”，举行参拜后就在靖国会馆举行了“百人斩支援集会”，通过了支持“百人斩”翻案的“决议”，1月28日也是两个战犯伏法的日子，并挑选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的所谓“日本独立纪念日”，二是针对“卢沟桥事变”的7月7日。这批人后来又成立了“百人斩诉讼支援会”，把阿罗健一等知名的翻案团体和人物纠集了起来，在2004年1月28日“决议”：“通过本诉讼……恢复向井、野田两少尉的名誉，以期彻底解决我国的‘历史问题’和‘靖国问题’，并且通过更进一步的努力使其成为‘日本再生’的突破口，我们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的二百五十万柱神灵的御前宣誓……”

　　去年底，终于从日本传来了“百人斩”翻案终审败诉的消息，3年来企图以“百人斩”为突破口进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阴谋，经过三审判决终于没有得逞！不过，这次日本高等法院的判决还只能是驳回原告的上诉要求，维持二审原判；而二审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理由主要是：有关“百人斩”的最终历史地位尚未确立，因此很难断定其是虚假。所以，三审终审也只是维持二审判决的原告翻案无据，并非对“百人斩”事实的表态，甚至还可能造成理解模糊。何况，日本某些人不会因为“百人斩”诉讼失败就放弃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所以，留证“百人斩”，反击翻案“南京大屠杀”的阴谋，仍然是中日两国有良知者不可放弃的责任。

留证“千人斩”，从抗大剪报《文摘战时旬刊》说起

　　几年前的4月8日，在王若飞、叶挺、博古和邓发的忌日，笔者有幸看到几大本旧剪报，粗糙的黄草厚纸上细心糊贴着老报刊，用毛纸条穿绑成册，一册封皮用的是抗战宣传彩图，各种图线标示着日军的侵略路线、距离和兵力，日军脚踩着中华大地枪指着大好河山；一册封皮上“杂志——1941年抗大图书馆选订”的浓墨美术字让我怦然心跳——竟然是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的精心剪贴。

　　据一些历史资料显示，当年中央领导把报刊当做局势决策的重要情报来源，毛泽东就曾请叶剑英等为学校和部队购买书报刊充实几个红校的图书馆。抗大在延安，要为党中央服务，更重视图书馆建设，专职人员就达6人，到1940年春天，为适应敌后作战的需要，抗大图书馆从延安转移到冀西邢台县浆水镇，还有2万多册藏书分散保存，创建过“流通图书馆”，为抗日斗争服务。

　　仔细翻读这些装订整齐的册子，从1941年到1946年底，编排为国内、国外、政治、政党、时事、经济和动态等方面，所剪的杂志多是《世界知识》、《时事类编特刊》、《中苏文化》、《妇女生活》和《时事月报》等，所剪的报纸多是《新华月报》、《大公报》和《团结》等。有几张整幅的《新华日报》，刊载了1946年“四·八空难”的一些内容，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和邓颖超谨启的“讣告”、各界的悼文、郭沫若的哭诗……这样的剪报，并不像是为一般读者所用的，真有可能是为党中央甚至毛泽东阅读所剪。据卖主告知，这些东西是一个中央部门销毁时，被纸浆厂的人拿出来的。市场的传言有真有假，不可全信，真不知道这些剪报是怎么流失出来的？

　　更加“惊人的发现”，是在这些剪报里竟然看到了3期完整的《文摘战时旬刊》——就是因为在1937年首先刊发“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长征记”而举世闻名的《文摘》杂志的战时续刊，同样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编、上海黎明书局印行、孙寒冰主编，在淞沪抗战后撤到汉口又撤迁重庆，到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复刊《文摘》，一共出了136期，孙寒冰则在重庆日寇大轰炸中为国殉难。留证侵华日军“千人斩”的史料，就在1938年3月18日的《文摘战时旬刊第十五号》上。

《文摘战时旬刊》留证侵华日军“千人斩”

　　在“南京大屠杀”刚过去3个月出版的这份《文摘战时旬刊》，封面目次列有：“斩杀千人竞赛、大阪每日新闻”，刊内特别引用日本原文标题“这次千人斩比赛、创造了斩杀二百五十三人的最高纪录、剑侠野田少尉的痛快手记”，译载了《大阪每日新闻》1938年2月9日的一篇报道：

　　“与战友向井敏明少尉作‘百人斩’比赛，因而于江南战线得传奇一般的盛誉隶属片桐部队的剑侠野田毅少尉（原籍鹿儿岛县川边郡加世田町）将其入南京城后所杀的一部份合计起来，共斩杀二百五十三人，豪快地造成此次事变的最高纪录。但他尤以为未足，又与向井少尉相约好作斩杀千人的竞争。目前，他正在猛挥爱刀，以图完成那一帆风顺的‘伟业’。

　　自从野田少尉举行斩杀百人比赛以来，三重县饭南郡大石村第一小学校训育员植村清太郎氏曾不绝对少尉加以鼓励，他最近接到了野田少尉的手记。此一手记，实可说是一把痛快无比的军刀。勇武驰驱于中国战场的野田少尉的气魄，恍如出现于眼前。读了下载的一段，不禁衷心祈愿野田少尉的斩杀千人之完成。

　　‘于华北四次，华中十五次，合计十九次的激战中能够尽兴地干的还不到三四次。在华北，穷追亡命败逃的敌人的足迹常使人不胜劳苦。但在华中，却非常够味。无论怎样施行突击，无论使用怎样的斩杀和肉搏的乱暴手段，那些“清国老”一向是不肯逃退的。因此，你们从大阪每日新闻中所看到的斩杀百人的竞赛，真是以‘运动’的精神做出来的啊。步枪与机关枪声像催眠歌，迫击炮与地雷真像奏爵士乐，我就是于这时匍匐而至敌前五十米，真是将敌阵置于掌上，敌方的机关枪仍然那么格格地怒吼。斩杀时的精神，那是了不起的呀。（中略）直到入南京城之前一刻，已斩了一百零五人。其后在‘扫荡’战中再乱七八糟地大来一阵，一共斩了二百五十三人。虽然是一帆风顺，可是总得乱七八糟地乱劈一阵。一百二百实在令人有点不耐烦，因此就向对手向井少尉约好斩杀千人吧。

　　如今战争似已告一段落了。中国的四百余州在小生的眼里，何等狭小！不期然抱了突破中国的昆仑山脉，渡过印度的印度河而突击至帕米兰高原的妄想。小生的计划要较大西乡先生（指日本西乡元帅——译者）的经纶更前进一步呢。现时日本的大事业的发扬光大正在着着实现。于我等的尸骸上插立起‘日章旗’，而明朗的中国的和平之春的到来，为时当在不远了。”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文摘战时旬刊第十五号》这页报道的右上方还刊出了一幅照片“暴敌兽行的铁证”，并且说明：“右图是从美国Chicagotribune上复制下来的，是敌寇入南京后，将解除武装的我国士兵绑赴刑场作‘集群屠杀’的摄影。据纽约时报访员杜丁（T.Durdin）调查所得，敌寇入城后，烧杀之惨，为旷古所未有，杜丁君曾于江边目睹寇军屠杀国人二百名之多。敌寇这种行为可谓禽兽不如。”无疑也是支持“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据。

　　如今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保存展示着“侵华日军百人斩杀人比赛”的史实：1937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向井和野田两个日军一直杀到南京，残酷地比赛谁先杀够一百人，在日本报刊报道之时，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显然，这时统计的数字还没有包括日军“千人斩”的材料，否则侵华日军大屠杀的记录，应当是野田一人就斩杀了253人，远不止于“百人斩”！但望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再翻翻身边的《文摘战时旬刊》，为国人再做一点扎实的工作。

（上图为1938年《文摘战时旬刊》第15号译载日军“千人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