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首个以科举匾额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在京郊开馆,这个3000余平方米的博物馆,收藏了历代与科举制度有关的石匾与木匾500多方。馆长姚远利说,希望通过这些私人藏品的公之于众,激发起更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六旬老者的“文化功利”——透过科举匾额认识科举文化

　　自1905年“废科举立新学”至今已有102年,其间科举废止引发的回响绵延不绝。

　　有学者认为,科举之劣在其考核内容与考试形式。

　　也有专家认为,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了重要作用。

　　今天,该怎样认识科举文化?

　　对此，年逾六旬的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自有其“文化功利”。他试图通过博物馆这一载体,表达一种文化担当——推动当代人透过科举匾额,认识科举文化,继而弘扬传统文化。

　　在科举匾额博物馆这方3000平方米大小的空间里,容纳了500余方科举匾额,其中的“科举门”算得上是颇具文化意蕴的“镇馆之宝”。

　　回想起数年前“初遇”科举门时的情景,姚远利仍难掩心头激动。

　　“当时,尽管它‘腿’没了,只有‘脑袋’,可当我轻轻掸去它身上的尘土,眼前乍现‘科举门’仨字时,心怦怦跳!”姚远利说,那时他简直“欣喜若狂”。一直热心收藏的他一眼便认出,他淘到了“宝”。

　　原来,“科举门”是一座元代汉白玉石坊遗存,为河北涿州官学所立。如今,这样的遗留国内已是罕见。而它“贵重”之处,不在材质,也不在书法雕刻,而在于反映了当时古代知识分子渴望读书崇尚开科取仕的文化心理。

　　中山大学历史系温春来博士认为,科举堪称我国古代用人制度的伟大革命。中国古代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制度,经历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到魏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行之既久,大小中正都为世家大族所把持,品评人物的标准不是德才,而是门第的高低,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门阀积弊已久,革除定成必然。终于,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创置进士科,科举制度出现。经至唐、宋,再至明清,科举制度逐步完善,不断发展。由于坚持“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原则,科举遂成为古代文人、贫士超越身世贵贱藩篱,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温春来指出,科举制度废除102年以来,很多人认为它是统治者用来禁锢思想的工具,是扼杀创造性、使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之一。这样的评价当然有合理之处,但在有意无意间,却把复杂的科举制度定性为僵化、一成不变。其实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不难从科举制度中感受到某种弹性与多元化。

　　中科院教授李宝田指出,科举制度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但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在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这一制度,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温春来则认为,科举不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塑造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比如中国历代读书人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匡时济世的从政之风,崇尚读书的修身观念,宁可个人奋斗而不求集体解放的个人主义观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宗族观念,当官以求富贵的官本位观念,以及缦胡之缨、化为青衿的劝学之风,等等,无不因科举而成。

　　回溯历史,有专家认为,自隋炀帝以来,科举不仅是中国古代下层知识分子“脱贫”的唯一途径,也是中国古代这样一个高压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唯一的一个社会“释压阀”。

　　而在这座“科举门”出现的元代,这个“释压阀”却并不通畅。姚远利介绍说,元代重武轻文,文人沦为与娼妓并伍的“下九流”,仕途无望,精神颠沛,心理流离。无所依托的读书人在一座汉白玉石坊上题写下希冀——“科举门”。“这表达了当时读书人的一种愿望、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姚远利说。

　　穿过“科举门”,流连于科举匾额博物馆,就这样,人们对中国科举制度和文化的价值,自然而然地有种豁然开朗的认知。

“末代状元”其人其字——“小匾额”展示出“大品格”

　　有学者认为,科举匾额不但可以展示中国科举的基本制度,见证中国的千年科举文化,而且这些匾额串联起来,还可以构成一部国史、家史和地方史,甚至有时可以构成一部个人心灵史。

　　在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内,收藏有两款“末代状元”刘春霖所题匾额:《对酒当歌》、《酒仙中》。笔者去博物馆采访的前一天,刘春霖老家(河北肃宁)人士上门求买此匾,欲以此彰显当地文化底蕴。出价虽高,可姚远利怎能舍得,他深知“末代状元”所题匾额的价值,远非金钱能及。

　　时间倒流到1904年的7月。北京城内。殿试发榜和状元跨马游街,好不热闹。然而,这却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绝响。在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裹挟之中,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的人生历程由此开始了起起伏伏:高中金榜之后,刘春霖入进士馆,之后留学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1907回国后,历任咨政院议员、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监督、大总统府内史、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等职。1924年,刘春霖辞去公职,在家以诗书自娱。

　　对姚远利来说,除了“末代”这个“创意点”之外,真正吸引姚远利的则是这位状元的气节和品格。有此,刘匾方为上品。

　　这就要说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事情。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日伪企图借重刘春霖的名望,动员他进入伪政权,结果遭他严词拒绝。一个人的一生,总会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下,有所担当。身处铁蹄之下,刘春霖始终不愿出来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保持了晚节,也成就了他的担当。1942年,“末代状元”逝世于北平。

　　“刘春霖的书法属馆阁体,十分出名,其小楷在民国时期名重一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之说。”姚远利说,从刘的科举匾额书法中,不但可以看到挺拔而俊秀的艺术之美,更能悟出浩然之气来。

　　科举匾额中所蕴涵的浩然之气,也正是中国人崇尚的“至大至刚”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匾额以艺术的形式在启迪我们,要在人格上向先贤学习,加强自我修养,合于天地之乐,从而立于天地之间。

　　科举匾额是个“小切口”。可是,伴随着匾额的出身被考证揭示,一些学者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透过这些“小匾额”,体会到中华传统厚重的文化品格。

从个人文化行为到大众文化事业——探索私人博物馆的发展新路

　　自从喜欢上科举匾额收藏后,姚远利欲罢不能。那其中的底蕴,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正如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所说,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匾额确实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具体体现在如建筑、园林、科举、官制以及书法、雕刻等方面。它把中国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可谓集字、印、雕、色之大成。

　　几年下来,姚远利收匾数百,精品不在少数。今年,他投资购地办馆,取名“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这也是今年初北京市新建成的七座博物馆之一。

　　要把个人的文化行为升华为一种面向大众的文化事业,这需要勇气。因为,作为一家民办博物馆,它所有的投入和开支费用均要由个人承担。姚远利说,他每年需要约60万元资金才能维持博物馆的正常运转。“不算在藏品上面的投入,光建设博物馆就花了约800万元。如果两年后博物馆还是赔钱,就只能关门。”姚远利说,自己正背负着巨大的资金压力。

　　而实际上,早有专家直言:北京市的博物馆没有一家盈利,即使是观众人数较多的故宫博物院,如果把藏品维护和文物修缮所需资金计算在内,最终也要由国家来投入大笔资金，更不用说缺少政府财政拨款的民办博物馆。

　　专家指出,资金来源单一和支持政策的缺乏,使私人博物馆前行缓滞。放眼国外,私人博物馆的资金来源何其广泛,除了私人资金,还有基金会、慈善捐款和公司赞助。而在我国,私人博物馆几乎均是靠一己之力在支撑。

　　姚远利一直希望,自己能为私人博物馆探出新路。尽管在艰难的前路上尚未见到曙光,但他仍然充满信心。

　　对未来,他有很多设想。“除号舍、金榜之外,我还想仿建北京贡院,用数百尊雕像再现当年明清科举考试的真实场景。”他也有遗憾。那就是,国内还没有“古代匾额”这门学问。

　　自1992年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首次提出“科举学”至今,已过十五载。而作为科举文化的重要部分,“古代匾额”还没有被作为一门学问列入研究视野。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教授早就指出,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科举文化,有利于加深对传统考试文化的认识,客观评价科举制度。

　　姚远利说,科举匾额是我国古代众多匾额中的一类,于是,在办馆的同时,他提出了“匾额学”这一概念,借此开展古代匾额的学术研究,开发古代匾额的文化价值。

　　这几天,姚远利正在准备到北大、人大等高校举办科举匾额拓片展,让青年学生通过展览了解科举文化,同时把他的博物馆推而广之,广而告之。现在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走进博物馆,走近传统文化。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内展出的部分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