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联大北京校友会汇集师长、同学及与西南联大有密切联系者撰写的110多篇文章，编成《我心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从各个侧面记叙西南联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传统、学术自由风气、大师如云盛况以及异彩纷呈的业余文化生活等等，内容翔实，生动感人。这可以使更多人了解联大、认识联大，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只是为了把大学教育的长明灯持续下来，保持我国的学术文化不中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合并为一校时称“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正式定名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各推一人为常委：蒋梦麟（北大）、梅贻琦（清华）、张伯苓（南开）。三校常委集体负责领导。蒋梦麟、张伯苓常驻重庆，常委长期主持人是梅贻琦校长。

　　西南联大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博大深宏的学风。团结师生的凝聚力是爱国主义。

　　联大教授重创新，都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讲现成的教科书为不光彩。这也是其他大学稀见的。

　　联大抓体育抓得很紧，功课都及格、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联大还规定，文科学生必选一门自然科学，理科学生必选一门人文科学，目的在于培养通识人才。

　　入学第一年，英文、国文（语文）都是重点必修课，必须学好，这两门不及格不能升级。一年级语文课教师，记得有余冠英、李广田、沈从文等十来位。英语教师有王佐良、李赋宁、叶檉、查良铮等十来位。这些教大一英文、国文的教员，后来都成了知名的诗人、专家、学者。

　　1943年，中国也派遣远征军出国到缅甸，与美英联军共同作战。中国军队需要大量翻译到美英军中当译员（上尉军衔）。时值寒假（只差半年毕业），西南联大号召全校四年级男生都去当翻译，体检合格后培训一个月，即上岗。可见西南联大学生英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理、法、工各科学生都能胜任。

　　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反，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记得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经济系的同学说，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既有个人的努力，也与鼓励创新的学风有关。

　　西南联大办校正值战争年代，有一半的日子天天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物价飞涨。师生在半饥半饱状况下，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自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联大毕业的本科生（包括持北大、清华、南开学籍的）总计有3700余人。这些毕业生在当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凡是到过西南联大的中外学者，都认为西南联大创造了办大学的奇迹。

　　所谓奇迹，无非是对稀见事物的一种称谓。奇迹出现，绝非偶然。魏晋哲学家王弼说过，“物无妄然，必由其理”。

　　西南联大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其实就是原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行多年、行之有效的方针，就是“海纳百川，心系天下（爱国主义），百家争鸣，不断创新”，也就是“五四”精神在教育方面的具体化。由于民国期间长期军阀混战、政治混乱，只有教育界几所有水平的大学保持着“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这一小块净土。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办学方针实事求是，教学方式百家争鸣，不强求纳入一个模式。同一课程，如“唐诗”，闻一多与罗庸两人观点不同。一样古文字学，唐兰与陈梦家不同。同一课程，同一教授，今年与去年不同。教授之间互相听课，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撰写论文，学生可以不同意导师的见解，只要持之有故，有充实的根据，教师就会通过他的论文。

　　联大不提倡读死书，同学们都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当时的头等大事是支持抗战。

　　联大在科研工作中从不抱残守缺，在战时与海外大学交流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前沿各领域。有人回国带回一本新书（江泽涵教授的一本《拓扑学》），当时尚不具备复印条件，教授们曾辗转手抄。

　　我在西南联大先当过学生，后来又当教师。我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一共招过两届，我是第一届）。研究生与北大几位导师教授同住在一个宿舍（靛花巷），又在同一个餐厅开伙食，因为房间小，分在两处用餐。师生们朝夕相处，谈学问，谈生活，议论政治，也随时讲些历史掌故，关系十分融洽。师生之间经常交流，有学术的，有思想的，这有点像古代的书院。北大文科研究所，正所长是傅斯年，副所长是郑天挺，罗常培戏称郑天挺先生为“山长”（古代书院的导师及主持人）。

　　我们同住的导师有罗常培、郑天挺、陈寅恪、汤用彤、姚从吾几位。

　　第一批研究生中，后来知名的有王玉哲（南开大学）、杨志玖（南开大学）、阴法鲁（北京大学）、周法高（台湾，院士）、逯钦立（东北师大）等。

　　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有王瑶、冯契、季镇淮、王浩等。南开设经济研究所于重庆，其研究生的情况我不熟悉。

　　如问西南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当时云南地方政府对重庆的干预有所抵制，这种环境也增大了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空间。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人人关心国家命运，抗战必胜、日寇必败成为联大师生的共识。

　　西南联大虽早已结束，但联大精神是常青的。

　　（本文是作者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心中的西南联大――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一书所作的序言，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