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道理，朴实无华，没有足够的人生体会者，往往难以体会其中的意趣，因此，容易趋向于向道家和禅宗去寻求一些方向。

    按照我们平时的体会，要想证明一件事情的意义，相对要困难一些，因为不但需要逻辑严密，还需要有实践性。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立”；但相比之下，如果是想否定一件事，则要容易一些，因为你只要找到一条不适当的理由，便可否定全部。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破”。勉强一些说，儒家像是一个追求“立”的，道家则是“破”的。因此孔子在勉力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时候，庄子则已经宣称在“烂泥里自由的打滚”才是真正的写意生活。这样很多人愿意高谈老庄来表达自己的超脱。

    但道家的超脱的表面性，早已被儒家看破。儒家并不是不知道摆脱世事的快乐，但儒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儒家对所有问题的立足点都在与“人之常情”。

    比方说，孟子说看见有人掉到井里，你自然会有恻隐之心，想去救他，这个时候，并不因为你想当英雄，也不是因为你跟这个人有什么亲戚关系，完全是心里自然生出来的情感。儒家扩展这些说法，比如说“食色性也”，意思是说美食和美女是人性之自然爱好的事情，你不能简单的否定它，但儒家的想法是这些爱好需要一些节制，不能任由泛滥。

    我这里说的是节制，而不是禁止。这里有一个拿捏分寸的地方。关于如何拿捏这个分寸，儒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庸》里面便讲得清楚。

    要我看《中庸》最要紧的地方就是一个“诚”字，这个字简单地说，就是“真实无妄”，不要对自己的内心说谎。道家对于外在的欲望采取的是躲避的态度，便算不上“真诚”，《中庸》说，要修身，就是要真实地对待周边，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够。这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点不假，《中庸》书里就说，这道理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但即使是圣人要达到这个境界也很难。

    但《中庸》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思考方法，“以人治人”。从字面上看，这四个字有点吓人，好像是要劝你做小动作似的。其实不然。“以人治人”就是要用自己的感受去体会别人，也就是将心比心。这在儒家中还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都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中国历史悠久，什么事情都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也一样，比方说魏晋的时候，有人讨论圣人是否应该有情的问题。要知道那个时候道家的思想开始流行，很多人都主张圣人无情。但有一个天才少年王弼却说，圣人跟常人一样，都是有情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圣人不会被情牵着鼻子走，而常人则不然。这个道理似乎浅显，但却是涉及儒家和道家理想的大问题。

    比方，儒家和道家，都主张节俭，反对奢侈。但道家会根本上否定享受的侧面，而儒家则主张要有一个分寸。这也就是说，儒家会承认情的正当性，但却主张不被欲望和需要制约。

    这样的问题，讲起哲学来，人们就要头痛，但放在文学家那里就生动了。对中庸之道理解最有趣、生动的当数白居易了。唐朝的读书人和其他时代的中国读书人一样，都是想做官的。但是白居易似乎要人们从做官和隐逸生活中拿捏出一个分寸，这个分寸便是中隐。他写了一首叫《中隐》的诗说：“大隐隐朝市，小隐隐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中隐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大隐隐于市，这是事功心或者成就动机很强的人的托词，事实上隐只是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而小隐便是直接走向山林，这种遗世独立的态度不错，但选择有些极端。比如，陶渊明，虽然寄情山林但对于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且经常不意流露。所以白居易的态度是弄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当一下，“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这便是分寸，过分追求成功，会使人贪得无厌。过于遗世独立则内心的平衡难以掌握，做为一个现实的人，无妨在事业和闲适中寻求一种中庸之道。这样才是真实无妄。在这样的心境下，才既能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又能为生活的品味所滋养。

　　白居易是如此描述他的庐山草堂的，“乔松数千株，修竹千余竿。青萝为墙垣，白石为桥道。流水周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绿柳白莲罗生池砌。”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其乐无穷。而这种乐趣来自于对于生活态度的拿捏，而体会中庸和儒家的生活态度，做到“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一种真实而超越的境界便在你的心里凝成，那便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一种听上去玄虚却是实在易简的生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