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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修订工程于今日正式启动，笔者就广大读者关心的有关问题，对担任此次修订工程编审委员会主任的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三字经》知之甚少，请问 傅：《三字经》世传为南宋著名学者、鄞县人王应麟所著。 王应麟是当时的大学问家，又是杰出的儿童启蒙教育家，据《宋史.艺文志》记载，王应麟写了很多蒙学读物，如《小学讽咏》、《蒙训》、《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等。 《三字经》自宋末元初诞生以来，历经元明清以至民国，迄今已有七百余年历史，是中国传统蒙学教材中最有影响的，为历代学者所推重。如明朝的吕坤在修改《三字经》时,称赞其为一部增广见识的读物。清代的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民国时期的章太炎认为《三字经》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 《三字经》最早只有千余字，但却包容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先讲了学习的重要性，再讲伦理道德、名物常识、经史诸子、朝代更替，最后用古人勤勉好学的故事启迪教育儿童。总的来看，《三字经》是一部劝学的文献，这样就使它具备了超越时代的特点。今天来看三字经，我们仍然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掌握哪些传统的文化知识。《三字经》选取了很多和儿童非常切近的例子，很容易让孩子们接受。 《三字经》能够得到广泛而深远的流传，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隔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为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 《三字经》不仅对本民族、本土文化影响巨大，而且很早就跨民族、跨国界传播。在宋末元初，《三字经》首先传到日本与韩国。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三字经》被译成俄文流传到俄国，此后陆续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1990年秋，《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世界儿童道德丛书》，向全世界发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 记者：今天为什么要重新修订《三字经》？您如何评估此次修订工程的意义？ 傅：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就为我们此次修订指明了方向。我们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这个过渡（改革）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成为新的文化建设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空前高涨。在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正视传统，从包括《三字经》在内的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是当代中国人的必然选择。比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从1988年12月到1991年10月，重印达12次之多。岳麓书院的《传统蒙学丛书》，有许多种印数在十万册以上。传统的童蒙读物已经成为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必备数目。据说当今全国有800万少年儿童正在以不同方式背诵《三字经》，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三字经》从古代走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成为具有普适性的传统文化读物，这就为我们重新修订《三字经》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前人已经对《三字经》进行过多次修订，但某些内容仍然表现出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今天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很可能会对我们的读者特别是孩子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就需要我们按照新时代精神的要求重新修订，这是目前国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修改那些明显落后于时代的词句，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把更能体现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精华的因素加以梳理和提炼，并以生动自然的韵语表现出来，为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提供一个既充分保持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体现出新时代精神的《三字经》文本，这就是我们此次修订所要达到的目的。 记者：《三字经》是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是经典。这一点同样已经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识。所以很多人认为，既然是经典，《三字经》一个字都不应该动。您怎么看？ 傅：实际上，《三字经》自南宋末年成书之后，后世对它进行注释训解、重订、续补、改编、仿作的工作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如历史上曾出现过《节编三字经》、《广三字经》、《演三字经》等等。明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三字经》的注本，即赵南星的《三字经注》，后王相于康熙五年(1666)撰著《三字经训诂》，更成为此后各种注本的基础。嘉庆以后，随着《三字经》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至道光时期，就集中出现了各种《三字经》的注释本、翻译本和订补本。 在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又对《三字经》进行了重新修订作《重订三字经》。该书不仅改编了原书中的一些词句而且还增入了天干地支、中国的地理位置、四渎、五岳、九州、四民、九流等原本没有的内容，以及文字学的内容，如“既识字，讲说文，有古文，大小篆，隶草继，不可乱。若广学，惧其繁。但略说，能知原”；同时将具有浓郁封建色彩的“上致君，下泽民”，一句改为“上匡国，下利民”。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的版本中还增广了大段的历史内容，赋予了《三字经》新的时代生命。通过章太炎的重订，使内容的知识性更加准确、全面，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这可以说是《三字经》非常成功的一个改写本。 所以，虽为经典，但是《三字经》始终都处于不断地充实、完善的变化过程之中，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记者：历代对《三字经》进行修订，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傅：从修订的意义上讲，经典也是与时俱进的。时代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需要，体现在蒙学教育的内容上，势必会产生新的要求。 我在前面提到过《三字经》内容丰富，知识密集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告诉孩子们学习的次第和内容，特别是群经和诸子以及历代世系。这部分内容篇幅很大约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因而也可以作为独立的部分来看待。民国时期一位叫常镜海的学者称赞这部分内容“叙述史实，简明易记，即在现代社会情况下论之，仍不失为《三字经》中最神采之部分。”所以历代学者对《三字经》的修改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部分。 当然还有一些许多对《三字经》的注释、改编、增补、修订之作，是一些塾师或父兄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之后而进行的。如康熙年间有位叫车鼎贲的人，意识到了《三字经》中存在着“章句之习”、“干禄之讹”这样的“小疵”，“每于课子之暇，欲为订正其千虑之一失。”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之下，“窜易其理之有所未醇者，而复增补其语之有所未备者，较之旧帙，遂多数倍”。还有一位朗轩氏在获得贺兴思的《三字经注解俗讲》一书之后，多次誊抄，遂加修改。另有许印芳自己虽年过半百，不甘于为尊者讳，不忍心让有明显“败阙”的《三字经》流传，而作《增订发蒙三字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章太炎虽已步入暮年，仍然能够根据当时已经变化的社会情况，“重为修订，所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有百之三四”，增加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是少儿应该了解的新知识。 记者：您主持的这次修订准备怎么进行，较之以往，这次修订有什么特点？ 傅：此次修订，要坚持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的方针。王应麟原本已佚，现存最早为明朝中期赵南星的注本，除稍有续补外，当基本保留原貌。我们可以以此为蓝本，并参考民国时期章太炎本，在此基础上广泛征集修订意见，最后经编审委员会讨论定稿。基本原则是总体不动，“修旧如旧”。本着尊重先贤，保持经典文化延续性的精神，重新修订的部分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有限的，既不破坏原本的整体结构，在风格上也要与原本基本保持一致。 历代对《三字经》的修订，都是自持己见的个人行为。而我们这次修订则是要发挥两个积极性：既要充分尊重专家的意见，也要广泛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将从根本上保证此次修订达到高质量、高水平。这种方式是历代修订没有也无法做到的。我们之所以把这次修订称之为“工程”，原因也就在这里。我们立意编出一部既尊重历史，又富有时代精神的承上启下的《三字经》新作。 此次修订要充分借助媒体的力量。通过在《国学》版上刊登征文，让《三字经》修订工程为社会广泛关注，从而最大限度地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此次修订还得到了《三字经》作者王应麟的故乡———鄞州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鄞州这块土地培育了王应麟，这是鄞州人民的骄傲。《三字经》是王应麟留给鄞州人民的文化遗产，值得鄞州珍惜、弘扬。作为此次修订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还要进行《三字经》各种古版本的征集工作，并在些基础上筹建《三字经》版本陈列馆。 我想强调的是，此次修订不是借壳生蛋、旧瓶装新酒，更不是推倒重来、另搞一套；而是要通过修订，让传统和经典在今天更充分地展现其文化底蕴与当代价值。重新修订《三字经》，不是要把今天的文化建设与传统对立起来；而是要清理传统通向现代的道路，让传统在更广大的意义上、更有效地成为当代的思想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我相信，在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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