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田晓菲和她的丈夫、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宇文所安应邀从美国回到中国讲学。在很多人记忆中，田晓菲还是旧时那位九岁出诗集的天才少女，但其实她在去年已经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正教授，尽管她还只有三十六岁。从萨福到西班牙文学，从《金瓶梅》到陶渊明，她浸淫在中外两种文化和语言中，像她说的那样，“把
学术研究视为生命至为重要的一部分”。”        

    被压抑的陶渊明没有那么“和谐自然”

    南方都市报：《尘几录》的英文版2005年就已经在美国出版，反响如何？这次出中文版你做了修改吗？

    田晓菲：出版后在美国学术刊物、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以及台湾学术杂志上都有书评，反响是很积极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附录两种，一是陶诗选评，一是关于陶诗《述酒》的专门评述。中文版是我自己翻译的，中英文语言习惯甚至思维方式都不太一样，我在翻译的时候尽量采取“重述”的形式，而不是硬译的形式，但是，有些理念和中文习惯思维不同，在这种时候，我宁肯让句子保留一点原文的句式，也不希望依从熟悉的中文语言习惯给意义造成扭曲。而且，译文太地道了，不易传达理念的陌生感，而我觉得这本书的基本理念是和我们传统习惯的校勘版本学研究，甚至和近年来在国内已经很流行的读者接受理论，都是很不同的。

    南方都市报：研究陶渊明，从手抄本文化入手，关注读者和文本的关系，这个角度显然从未有人涉及。你为什么想到做这样的研究呢？

    田晓菲：最开始是因为我1999至2000年度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因为准备一门研究生的课程，重读陶诗，偶然注意到有一句诗如果采取异文而不是采取正文，就会面目全非，这引起了我很大兴趣，因为这让我想到一连串问题：既然作者原稿已经不复存在，那么陶集的后代编者是怎么来决定选择某一异文而排斥另一异文的？这样的决定，是基于他们对东晋社会文化语境的了解，还是别有编辑方针和意识形态作为基础？明清时代的异文，往往出于印刷错误，而且时代距陶渊明较远，可以不予考虑，但是北宋编者面对的抄本来自印刷文化发达之前的手抄本文化时代，我们现有的陶集异文大多来自宋版陶集，它们的“身份”十分模糊，而且十分重要，我们不能轻易断定它们是“对”是“错”，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编者所作的决定，往往是建立在他们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上，所以，研究他们选取哪些异文，排斥哪些异文，不仅可以揭示一个被宋人压抑的陶渊明，还可以借此窥视北宋文化与文学的倾向。

    南方都市报：在书中你提出，在手抄本的流变过程中，经过传抄者的取舍和谬误，对陶渊明的形象有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同时还存在一个“被宋人压抑和排除”的陶渊明的真实形象。这个被压抑的陶渊明是什么样的，他和我们熟悉的那个形象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

    田晓菲：这个被压抑的陶渊明，没有那么“和谐自然”，没有那么“任真”，对“自然”的态度多了一些复杂性，也多了一些(往往是黑色的)幽默，而且，也显得更加沉浸于东晋的文化语境中，和以前的文学传统关系更加紧密，而不是一个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历史文化和文学背景的人。    

　　手抄本文化和网络文化一样无权威、无中心

    南方都市报：你对这样的重塑、误读和手抄流变持什么样的态度？它是一个不断再创造的丰富化过程，还是背离了作者的原意？

    田晓菲：我的态度很简单：这种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在理论层次上了解“手抄本文化”的性质，因为这种了解会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古代文学、特别是中古文学的研究，引用中华书局顾青编辑的评语，这样的理解对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有颠覆性”的。

    作者的原意，哪怕是在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本来就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变得模糊难测，而在手抄本文化中，因为不存在作者的原本，就为把握作者原意增加了更大的难度，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或者不仅仅在于探测作者原意，我们就会由于意识到手抄本文化的特质，从而看到一个文本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本身就可以揭示很多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印刷术普及以后，异本的数量越来越少。今天的作家似乎很难遭遇这样的误读了。然而在序言中你也说到，今天的网络文化环境与手抄本文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你觉得手抄本文化对今天有什么现实启示？

    田晓菲：其实，手抄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仍然是文本流传的重要手段之一。印刷文化当然对社会文化结构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但在二十世纪以前，从未完全取代过手抄。如我在书中后记里指出的，我觉得手抄本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权威，没有中心。    

    少年成名与否都不是最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从萨福到西班牙文学，从《金瓶梅》到陶渊明，你的研究视野很宽阔，角度也很新颖。浸淫在中外两种文化和语言中，是不是特别有益于你的研究？就像顾彬批评中国作家，说他们因为不懂外语而无法写出优秀的作品。在这方面海外的汉学研究者是不是比国内的文学研究者更有优势？

    田晓菲：我觉得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人，有必要对其他文学研究领域多些留意，不仅应该读一读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也应该读一读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研究文章，读一些现代的理论著作和哲学著作，这对扩大视野和更新研究角度很有好处。另外，我倒是觉得现代作家和诗人应该更增强汉语语言修养，扩大一些汉语词汇量。五四一代的作家和学者往往既有深厚的国学底子，又精通几门外语，可以直接阅读原著，而且他们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为什么当代学者只能仰慕那一代人，研究那一代人，自己却不能企及他们的成就呢？有时侯我觉得这里的一部分原因可能和当代学者兴趣范围的狭窄有关。

    南方都市报：你年纪轻轻，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副教授，去年又被破格提拔成教授。能否介绍一下这个过程？这中间是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田晓菲：确实付出非常多的努力。关于这个过程，我在回答《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唐勇的采访中有详细介绍，这一采访在网上可以看到。我之所以在哈佛被提前破格评为正教授，和另一所“常青藤大学”聘请我为终身教授有关。我只想强调一点：哈佛的正教授也就是终身教授的评审过程非常繁复，非常严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由哈佛决定，而是专业研究领域里众多教授专家的评审起到关键作用。

    南方都市报：你在哈佛具体研究和教授什么课程？在国外研究中国文学，会不会因为缺少知音而感到寂寞？

    田晓菲：我在哈佛教授的研究生课程，主要是中古时期的文学与文化，也教过晚明小说。本科生课程则覆盖面更广，包括民国时期的散文，和一门关于“文革”的课程，因为我对民国和“文革”两个时期很有兴趣。

    美国一些大学比较小，在那样的学校教中国文学往往只有一两个人，确实比较寂寞，但是哈佛研究中国的教授很多，即以东亚系来说，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同行，还有学习中国文学的研究生，都相当多，所以不觉得寂寞。而且我的很多同事都是出色的学者，我尊重和喜欢他们，我们相处很融洽。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记得你九岁出诗集，十四岁进北大，之后到哈佛留学的“天才少女”故事。今天看来，少年成名对你后来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田晓菲：少年成名为我创造一些机会，但是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曾说我是“少年成名”的幸存者。总的来说，我觉得少年成名也好，不成名也好，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晚节”，是“老更成”，是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有新成就。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还写诗吗？从诗人到学者，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研究，这种选择是否浪费了你的文学才华？诗人气质对你的研究又有什么影响？

    田晓菲：我还在写诗，而且准备到一定时候，选择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结集出版。另外，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有多重身份，未必学者和作家的角色就是相反的。学术研究可以有各种不同风格，在研究诗歌的时候，如果能揭示诗歌之美，而不仅仅是从学术角度、从文学史和文化史角度来研究诗歌写作，那么可能特别需要一个学者对文学有敏感度。知性和感性的结合是很难得的，我个人希望朝之努力。    

　　在夫妇之间成就和地位没有关系

    南方都市报：你和宇文所安的爱情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能否给我们讲讲这段故事？你们的结合是志同道合的类型吗？

    田晓菲：我们的爱情是出于志同道合，也是出于性格、为人等等方面的吸引。不过，我总觉得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应该只属于两个人的私人世界，所以对此我不太想多谈，希望谅解。我只想说：这次回国讲学，才得知在网络上有关于我们的很多传闻和轶事，而这些大多数都是编出来的“传奇”，比如说讲到宇文所安向我求婚时曾经如何如何，这其实完全不是真事。再比如说中华书局的一位编辑告诉我，说看到我在网上有一个博客，可是实际上我也根本没有博客，这个博客或是同名人的，或者就是一些对我感兴趣的读者创立的吧。

    南方都市报：据说你和宇文所安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家庭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学术研究。是这样吗？你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幸福吗？

    田晓菲：平时在学期当中，其实很少有整块的时间做研究，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生身上和系务、校务方面，做学问都是见缝插针；只有到寒暑假和学术假期间，才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做研究和写作，我们很珍惜这些时间。我们都不是那种把学术研究和教书只当成谋生手段的人，而是把学术研究，把教书，把大学里的生活，视为我们生命至为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在大学环境中，特别是在哈佛东亚系，有这么好的同事和学生，深有“得其所”的感觉，所以确实非常喜欢。

    南方都市报：先生在学术上崇高的成就和地位，对你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田晓菲：我觉得在夫妇之间，成就和地位没有关系。我和我先生互爱互敬，可以说我们平时是互相影响的。人们可能觉得我先生比我年长，在学术界“出道”比较早，但实际上如果从我九岁发表第一部诗集算起，我发表作品的历史也有将近三十年了。就算不提这些，我在我们系，我们学校，乃至我的专业领域，都是一个受到很多同行尊重的、独立的个人，我的同行、同事和学生，从不把我和我先生联系起来看待。

    这里我想顺带说一句：我这次回国讲学，深感古典文学研究界学者性别不平衡，虽然中文系女生很多，但是教授中却明显男多女少。我一方面希望女性自尊、自强，希望女学者的丈夫也能多支持她们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社会上对这种情况有一种自觉，对女性做学问，并且大而言之对女性的各种就业机会，都能做到自觉地支持，对性别歧视现象和言论进行自觉的抵制。这些抵制往往需要从最基本的“话语”层次做起。比如说，我不喜欢“美女教授”或者“美女作家”的说法，因为教授就是教授，作家就是作家，和容貌没有关系。“美女教授”的说法是父权社会的产物，其实对女性很有侮辱性。我还发现，如果我开玩笑地回称一位男教授是“美男教授”，那位男教授就会很不自在。如果这样，为什么要如此称呼女教授呢？被如此称呼的女性，如果还觉得很高兴，很受奉承，我觉得那也太缺乏男女平等的意识了，而男女互相尊重，在我看来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哈佛的新校长在刚就任时说，她作为一个女性，当然为自己是哈佛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感到自豪，但是，她同时强调：“我是哈佛校长，不是哈佛女校长。”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的男女同胞都应该有启发性。美国文化不是十全十美的文化，但至少在女性的自尊、自重、自强方面，就连一般社会上的大众文化也深受影响，更别说美国学术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