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参加“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评奖活动，发现历史题材仍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题材大项。本届参评作品达47部87本，最长的有8卷本《大秦帝国》、7卷本《宋代纪实系列小说》、5卷本《唐太宗》等，字数均在200万以上。作者中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33岁。有写历史小说的老手，也有初涉该领域的青年新秀；有的倾其一生之精力，有的耗时几十年。作家们特别是非职业性作家对创作长篇历史小说表现出普遍的热情，而出版单位也看好长篇历史小说所特有的文化价值和图书市场商机，舍得投入，有些作品的装帧设计十分精美。许多作品除了有独立的历史和美学的价值外，还为改编成影视剧提供了坚实的文学脚本基础。

　　当前的长篇历史小说通过继承传统，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从思想和艺术上，提供了新鲜经验。首先，坚守先进的历史文化核心价值观。《宋代纪实系列小说》的作者明确地说：“我决心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让国人真实地了解历史，不忘国耻，从而振奋民族之精神。”《漕运码头》的作者认为“有一种东西能传天下”：“一种气，一种根脉，一种代代相袭的魂魄，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灵。”从而凝结为小说的人文美学精神。《蒙古帝国》的作者没有用单一性的民族观念进行叙述，而是站在中华民族整体民族理念的高度加以观照。

　　其次，运用历史与美学互动性创作原则。不少作品在大关节上，吻合历史、酷肖历史，还原历史的生态现场。然而，又通过艺术处理，糅碎历史原料，运用小说美学的原理重新加以陶塑，利用艺术家的想象发酵（发酵是小说审美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序），进而转变成艺术图像。《唐太宗》写唐太宗起兵之初的经历，脱略明代历史小说《隋唐演义》及《唐书演义》的窠臼，坚持从自己所掌握的历史资料出发加以叙事。当前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存在一个现象，即职业性的历史学家“操刀”历史小说，吹进了与之俱生的扎实、厚重风气，对于扭转“戏说”风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许多小说成功地处理了情节虚构与细节真实的关系，艺术化地绘写和展现历史事态和进程。

　　再者，追求史诗的宏大叙事。一是史诗的复杂建构。《张之洞》呈现了清末斑斓多姿的历史事态，《蒙古帝国》在金戈杀伐之余则是亲情、人情的缠葛如丝。《漕运码头》人物关系难以厘清，矛盾走向不可预测。作者由此写出情节的波澜起伏、跌宕多姿。二是史诗的人物塑造。《漕运码头》赋予中心人物铁麟深重的悲剧性历史涵量。《张之洞》描绘了这位支撑统治残局中坚人物的多面性特征，特别揭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拔都、忽必烈，《宋代纪实系列小说》的宋钦宗、宋高宗等形象，都实现了人物社会历史性和性格个体性的结合，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三是史诗的多彩画面。《漕运码头》中举凡通州古城的自然景观、人文风光、三教九流、衣食住行，无不涉及，历史的多元状态，逼真如绘。四是史诗的书写容量。不少作品叙事宏大，文化知识占有量丰富。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历史小说创作也存在不少需要注意的问题。就历史而言，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含蕴不足。某些作品还仅仅满足于陈述历史事件本身，浅表浮露，未能以小说的方式寻找历史的文化本质，缺失深思回味的含蕴。个别作品对封建王权的残酷、虚伪、卑鄙还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历史省察。二是史实溢出。某些纪实性历史小说大致采用叙述体――叙述事件、过程，而少用情景双生、声色并茂的描绘，因此，诠释大于繁衍，用史强于用情，史象多于艺象，使读者在认知层面有所收获，却较少受到审美情感惊风飘雨般的冲击。三是频现“硬伤”。某些作者创作的前期准备不足，历史知识短缺，仓促上阵，其作品就频现“硬伤”，屡出瑕疵。例如某部作品把明代使用的货币搬到宋代，把清代才有的鼻烟壶说成从汉到宋就已有之，等。有的作品时空错位，把同时代前后期的历史知识混淆使用，把引用的作品张冠李戴，消解已有定论的历史现象，对已被否决和推倒的历史人物的绯闻，翻捡出来，绘声绘色，借以媚俗。有的作品引录屡现舛误，编校质量问题较多。

　　就艺术而言，也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题材雷同。本届参评作品中，宋代题材就有8部（20本）之多，尚不含未参评作品。有的几部作品同时描述一个人物，但又与上届的获奖作品《汴京风骚》不期然相重合。由于面对的是同一历史事件，几部作品之间的情节反复现象也就势所难免。二是想象匮乏。本来由历史所提供的富于情节生动性的资料在个别作家手中却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手笔窘迫，不能充分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三是武侠流弊。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分属于不同的叙事方式和阅读空间。某些作品受武侠小说影响，人物来去无踪，神出鬼没，令人匪夷所思，削减了历史小说所应有的真实性品格。

　　中国历史资源汗牛充栋，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传统自《三国演义》以来源远流长，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也涌现了一批已有佳誉定评的优秀作品。以此为基础，相信只要坚守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精心处理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诸种关系，充分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就一定会创作出更多足能名世进而传世的长篇历史小说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