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

　　　　　　　　　　　　　　　　《中国文学史》的前后三个不同版本

    题记

    近来，洋洋170万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的消息，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关注。

    对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读者并不陌生。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因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打破了文学史研究旧的思维模式，被学界一些学者誉为“石破天惊”之作。该书迄今已销售20万套，成为很多高校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目。

    十一年过去了，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推出。这部几经修改的著作，究竟新在何处？主编章培恒表示：“新著对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

    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新著还克服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偏重内容论述，而艺术特色分析相对薄弱的缺陷，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此外，还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中世文学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比较明晰地显示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文学史新著》责任编辑之一贺圣遂看来，《中国文学史》虽由章培恒先生确定总体思路并撰写了导论、辽金文学部分、元代文学中短篇小说部分，但总字数不过六万字，大部分内容则由他的学生、朋友撰写，可谓是一部“主编”之作。而《中国文学史新著》算得上是一部章先生的“著述”，在170万的内容中，至少有120万字由他撰写(独撰或合撰并定稿)，其余部分也经过他的修改。

    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出版，看似顺利，实则经历了种种曲折。

    1996年《中国文学史》上市流播，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荡，报道评论如潮。对于“石破天惊”之誉，章培恒有清醒认识：所谓“石破天惊”也不过是肯定了它的开创性，但与文学史的应有任务——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描述——还有很大的距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纷至沓来，认为这么快就重出一部是为了捞钱。

    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当时教育部正拟推荐若干供大学文科使用的教材，经专家评审后，该书虽未出齐和上架，但已被列入重点推荐的教材。

    可惜的是，章先生在1999年被查出患了癌症，第三卷的出版因此搁置下来。这成了他的心头大事。《中国文学史新著》另一责编韩结根说，章先生在病房里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因此这部新著的不少统稿工作，是章先生在住院期间逐步完成的。2005年，章先生身体略为好转后，完成了第三卷的写作，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皇皇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宣告完成。

    个人著史，似乎是复旦大学文史专家的传统和情结。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皆可说明这一点。往后，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等不一而足。章培恒先生之于《中国文学史新著》，名义上是主编，实际上是继承了复旦大学文史专家个人著史的传统。这一点未必为章先生所认同，但相信很多人会作如是观。

　　1989年左右开始萌生重构文学史愿望

    文汇报：章先生，您以兼擅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而进行的文学史个案研究，早就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愿望的？

    章培恒：比较全面地考虑重构文学史问题，大概是在1989年左右开始的。我以前对文学史也经常有一些跟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看法，但是都比较零星，比如说在1963、1964年的时候，我对金圣叹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晚明文学的看法，就与其他研究者有比较大的不同。我与刘大杰先生一起写了一篇《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那篇论文在国外的反响很好，现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讲座教授的王靖宇先生当时就认为“这是中国大陆迄今所发表的重新评价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最佳和最客观的论文”，但是论文在国内受到严厉的批评。这些零零星星不同的看法积累得比较多了，就想应该做一个统盘的考虑。所以大概在1989年左右，我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那篇论文后来也受到了批判，不过情况跟1960年代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人家批判我也反批评。那个时候谈的虽然只是六朝文学的评价，但是实际上牵涉到总体如何来评价古代文学的问题。

    逐步形成“文学发展与人性发展同步”观念

    文汇报：您提出了“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这个文学史观是怎样一步一步形成的？

    章培恒：从1989年开始，我感到笼统地提文学的政治性、政治标准，不能解决文学的评价问题。但开始的时候考虑的是：文学的发展应该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应该跟着社会而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但后来觉得这样的标准比较笼统，觉得“社会的发展”应该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几个阶段的理论来作为依据。

    但这就又有了一个问题，按这样的理论来研究，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主义社会进步？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就比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从根本上来探讨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每个个人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阶段。我觉得研究评价文学史的标准，最终应该把它落实到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上去，就是说人类社会应该而且必然越来越走向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是一个总体的标准，文学的发展也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所以我提出了“文学的发展应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念。

    文汇报：您在书中写到，《水浒传》中潘巧云与人有私情，被杨雄和石秀残酷杀死，《水浒传》中的描写“实在起着引导读者肯定凶残行为的作用”，“大概在当时会引起赞赏”。但到了《儒林外史》中，王三姑死了丈夫，决心殉节，他的父亲仰天大笑：“死的好！”作者体现出的是憎恶和怜悯。这种变化是否正是一种人性的发展？

    章培恒：是的。石秀、杨雄残杀潘巧云与迎儿是以根本抹煞女性的权利(包括其在情爱上的选择、对快乐的追求)乃至其生命的价值为前提的。《水浒传》把这作为英雄行为来描写，是一种反人性(违背人类本性)的观念的体现。要求或鼓吹女性守节，也是对女性的欲望、情爱、获得快乐的权利等的抹煞，要求或鼓吹殉节，那更是对其生命价值的否定。所以，从赞扬杀害潘巧云等人到憎恶和怜悯父亲鼓励女儿殉节，正是人性的发展——对作为人的女性的权利和生命的尊重的加强。

    文汇报：在研究中您是否发现一些个案，并不符合您认为的“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这个观点，而是：作品中体现的人性超出了您的想像，已经大大超前了？

    章培恒：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对当时社会人性的估值问题，比如说我们认为当时社会的人性只是到了要求婚姻的自由，还没有达到因为追求婚姻自由而反对封建家长制的水平，而某一部作品已经体现出反对封建家长制了，那么说明我们原来的估值就不对了。

    文汇报：当“人性的发展”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主线，您是否会觉得“政治性的抽离”会影响您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会显得不那么全面？

    章培恒：所谓的“政治性”，实际上跟人性的发展本来就不矛盾。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先进的政治观念。如果从理论上说，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阶段，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所以凡是进步的政治性的东西，本来就是跟人性的发展相一致的，如果倒过来，某一种政治观念跟人性的发展是相反的，那么对这一种政治观念的顺从，不但不符合文学的评价标准，也不符合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汇报：您所说的“人性”、“自我意识”，是基于现代人的自我理解，还是应该在古代世界中重新得到定义？因为这似乎是一个西方现代性中的概念，是现代以后的产物。

    章培恒：我现在的这一部文学史跟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是，我想说明中国社会自身就已经在逐步产生一种与今天所说的自我意识和人性相通的观念，西方观念的进来，只不过是助长了或者说加速了这种意识的发展。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比较靠近现代的文学来看，比如龚自珍，他是“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不久去世的，所以他的观念是在本土的基础生长的，但是在他的文章里边，他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主宰都是自己，而不是圣人。再往前面推的话，清初的廖燕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念，他认为“我生天地始生，我死天地亦死”，实际上也就是说世界只不过是“我”的一种外化，“天地附我以见也”。再往前我们还可以推到李卓吾，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的。所以所谓的“自我意识”等等本来就已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逐渐产生了，只不过以前这样的观念经常不受重视。

　　很快重写是为了对读者负责任

    文汇报：1996年3月《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震动，您为什么在当年年底的时候就决定重写？在您看来，新著与前著有哪些明显和重要的变化？

    章培恒：这么快就决定重写，首先是因为“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未能贯穿全书。这是在全书完稿后我就意识到的，但当时觉得这问题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必须假以时日；好在那部书已有不少新意，就这样出版以接受读者的检验，以后再进一步修改，对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也未必没有好处。但在完稿后的审查、印刷、校对过程中，我仍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忽然想，如果把现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发展过程的终点站(当然，这同时是另一个起点站)，再回头考察古代文学是怎么走过来的，是否会看得清楚一点。这么一做，果然豁然开朗，不但古代文学的发展看得更为清楚，而且在这过程中的人性的发展也较为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要把“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这一观点初步在全书中加以贯穿其实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但要贯彻得好当然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只是在我获得这样的认识时书已经出版了，也就很难下决心立即重写。正在此时，陈大康先生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其中有大致这样意思的话：该书的《导论》虽然很有新意，可惜的是书中有许多章节都未能与之相应。这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想，既然读者已如此明确、深切地指出了它的缺点，而我又已有条件加以改正，如不再赶快重写，那就是对读者不负责任了。此外，原书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分析太薄弱，这也是我急于重写的原因；但如没有陈先生的批评，我大概还会拖一段时间。

    所以，在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出版后，有两篇批评文章是我非常感谢的。一篇是孙明君先生的，还有一篇就是陈大康先生的。对孙先生的，我已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原版《序》中加以感谢，对陈先生的却从未公开道谢过。因为当时很多文章都在骂我这么快就决定重写是为了捞钱，如果再举出他的批评来，就把他作替罪羊了。现在时过境迁，就借这次机会向他道谢吧。

    至于说到这次的增订本较旧著有什么变化，我想，上述的这两个方面都有了较明显的改进，对古代文学怎么发展到现代文学的过程及其必然性的描述也较以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