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当官。只有当官不得时，只有生活走头无路时，才会无奈地选择“作家”——
  
　　古代中国，“作家”的含义实在是太庞杂了，他们的境遇是冰火两重天——既可能是仕途上的士大夫，也可能是穷困潦倒的书生。前者如唐宋八大家韩愈，累官至吏部侍郎；后者如诗仙李白，终生在官场难以立足，乃至颠沛流离。

    但是，不管属于哪一类作家，他们的最高理想还是作官。只有官场失意乃至当官无望时，他们才会选择做一个“专职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中国的作家，并非自愿的选择，而大都是仕途“壮志未酬”者。

　　就拿李白来说，这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仙，是不想当官还是当不成官？我看还是后者成分居多。

　　李白以藐视权贵为乐，却又以得到权贵赏识为荣。这在他得宠唐玄宗一刻，戏弄高力士一时的表现中得到充分验证。

　　他不是不想当官，而是个性不为官场所容，他改变不了官场风气，又放不下架子屈就官场，所以仕途“壮志未酬”，被迫转身成为“作家”。一代诗仙虽寄情于山水，但由于最高理想——政治理想的毁灭，一生不得开心颜。

    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通病。攀上权贵就得意，离开权贵就落魄，究其根本，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导致的悲哀。
 
    为什么那些伟大的作家往往在官场中落败？

    就如伟大诗人屈原，虽然也是贵族，但为什么就斗不过楚国腐朽贵族集团？

    这就必须拷问这些伟大作家的“政治能力”。

    屈原与李白都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但却都不是一个及格的政治家。他们的政见和性格都注定了这一点。

     他们的性格，都有着坚忍不拔、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等的非一般的性格，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他们清高孤傲，封闭自恋，自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认为世人皆庸俗不堪，不愿为伍，将一切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视为异物。

    作为一个作家，他们的人格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其作为一名政治家，却并不是成功的类型。不得不说，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们缺少必要的政治人格。身为一个政治家在进入仕途之前就应该做好包容与受挫的准备，如果什么人都容不了，连一些奸佞小人都应付不了，又怎能在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呢？

　　我们退一万步讲，如果屈原与李白这样的诗人真的成为政坛重要人物，他们会成为像张居正那样杰出的的政治家吗？以他们的性格缺陷与现实能力，恐怕很难。大概不是成为纸上谈兵的赵扩，就是流于平庸的官僚。
  
　　从屈原到李白，虽然在民间诗兴得以尽情发挥，但一旦官场召回，大都还是“积极应召”、“召之即来”的。这些纵情山水的“作家”最关注的还是政局国事，最大的期望还是期望被征召，实现政治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刻在了文人的骨子里，成为矢志不渝的追求。

　　作家当官“济苍生、安社稷”不是件坏事情。但如果一不具备政治能力，二不能组成一支独立力量总是依附于权贵的招手，那么就充其量不过为师爷与帮闲的材料，不可能成为“治国平天下”的主宰。

　　从这个角度上说，屈原与李白没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也未必是什么千古遗憾。中国可以少却很多赵扩和无数平庸官僚，却应该多出几个永载青史的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