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听到了很多关于韩国学术界的惊人消息，他们不断地通过重新想象和重新叙事，将一些原本似乎确凿无疑地属于中国的文化事件、文明成果(比如豆浆、印刷术、端午节祭祀仪式等)，通过学术考据、抢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方式据为己有。

　　网络上一片哗然。10月31日的《新快报》报道，说韩国历史学家已经开始研究中华文化的源头，并试图将韩国变成中华神话这一文化母体的源头。看了这些报道，我们仿佛觉得，中华文明的源头在济州岛，而不是在长江、黄河流域。

　　就学术研究而言，我们应该赞赏韩国学术界的想象力之丰富，还有他们勇于探索、质疑成说的勇气。学术研究要具有想象力，要具有勇于否定成说的勇气，更需要坚持独立精神的批判性思维。但是，我们从网络和报纸上的报道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韩国的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规律，也就是“见好就收”的规律。他们几乎试图将所有原本被中国人收藏在历史中的好东西，都通过重新想象和重新叙事，变为自己囊中之物。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很悠久，也有不少好的东西，但我觉得她的毛病更多，问题更多。既然韩国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许多源头都在韩国，那么我想，坏毛病的源头是不是也出现在韩国呢？为什么没有人研究第一个太监诞生在哪里，裹脚布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假如只拣好的说，而对坏的就视而不见，既没有学术的公正性，也丧失了学术的批判立场。这样一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学术，的确令人生疑！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普遍规律，经济的强势不一定是文化的强势，赚了钱的人都爱胡思乱想，经济基础“革命”之后必然会出现上层建筑的“革命”。“富贵兼得”，也是人之常情。一般而言，都是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身上蹭。比如日本，从“脱亚入欧”运动开始，就是往西方文化上蹭，但还没有出现“西方文化”的源头在日本的幻觉。

　　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术研究和历史叙事的本质也带有游戏色彩，换句话说，它具有广义的文学性。通过在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和叙事，重构一个群体的整体感。正如西方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通过重新的想象和叙事，将零散的个体整合起来，联系在一起。但我觉得，想象和叙事游戏，如果仅仅局限在符号层面上，还是应该鼓励的，不要用一种“声讨”的口气去制止它。因为它不过是一种梦想的符号性替代。如果试图将它变成现实，甚至连地图都画出来了，那是很危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