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诗人兼书商的叶匡政发表一篇文章《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惊呼：“文学死了！互动文本时代来了！没有了文学等级，没有了文学体裁，没有了诗人、作家的身份意识，没有了文学史……我们不再允许任何人把我们的文本，放在虚伪的、僵死的文学秩序中去角逐，这将为我们彻底抹去‘文化控制者
’这样一小撮精神特权阶层。文学死了！我唯一的遗憾是，历史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太短了，从1916到2006，只走了短短90年时间。”通篇文章用了12个“文学死了”作为口号，或段落大意。这是被媒体称为2006中国文坛重磅炸弹的一个命题，由诗人兼书商叶匡政投下，就发表在他称之为典型互动文本的博客上。那一段时间，文坛正在为“梨花体诗”事件闹得不可开交，那时讨论的是诗到底是什么，现在干脆说“文学死了”。

　　不久，一位汉学家顾彬发表言论说“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后来，顾彬正言说那不是他说的原意，他只是说卫慧棉棉是垃圾。媒体唯恐天下不乱，把卫慧棉棉当做中国文学的全称，这实在是误导公众。但文学圈里圈外对这一问题如此感兴趣，也足以说明文学所处的困境。直至我写作此文2007年6月18日，网上查阅“文学死了”，这一条目下，竟然有912万条之多，看来这个问题是不得不谈谈了。

　　文学已死，就我初步的理解而言，至少有三重含义：其一是文学的终结，这是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的同义语。文学从此往后就是这样。例如，在消费社会充当一个边缘化的角色；或者说文学从此以往就是一种消费性的文化类型，或者说就是全民皆文学，文学就成为超文本，或泛文本，存留于媒体的各个角落，或者存留于博客中，变成片断化的文体或文本。

　　其二，是文学的枯竭，文学再也不能花样翻新。这一观点，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实验小说家们就感叹过，巴斯、巴塞尔姆、苏珊·桑塔格等人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实验小说并不是一味把文学推高，或玩弄形式主义的花样，另一方面也在玩弄莱斯利说的填平鸿沟，越过界线，那就是走向大众化，与大众文化同流合污，变成群众性的可操作的文本。

　　其三，真正是要死去，寿终正寝的那种死亡。叶匡政似乎是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死亡。但这显然不是对文学在当今处境与未来命运的恰当阐释。他所呼唤的文学由此脱离少数人控制，也就是远离所谓的批评家、文学史家、大学教授等等，这些人怎么能控制文学呢？文学不只是一项个人的创作，同时也是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就与教育联系在一起，为诗作文，不过是中国古代文人教育的基础课程。不管文学在创作方面出现何种征兆，文学作为中小学以及大学教育的内容都不会被废除，也就是说都不可能把专业研究者、职业或业余批评家、大学文学教授清除出文学队伍。从常识的角度，如果我们可以废除文学在教育体系中的作用，或者全面废除教育的话，那么文学真的就可以从“作家、批评家、教授”手中解放出来。为什么一种解放总是要以一些人的驱除为代价？这还是红小兵的思维：要把皇帝拉下马。

　　文学在今天并没有死亡，也不会在近期死亡，至于未来一百年，三百年那又当别论。至于说文学与人类同存亡那就没有意义了。

　　确实，这是一个文学大众化的时代，文学彻底走向人民，成为人民狂欢、发泄与自我满足的一种工具。文学成为另一种工具，另一种商品，另一种事件。文学的现场比任何时候都热闹都盛大，数字化的时代，文学可以用天文数字来描述。例如，新浪网的读书频道每天的浏览量超过千万，徐静蕾的博客点击率上亿，韩寒郭敬明的书销量都超过几百万册，这些都可再度换算成人民币加以计算。一切都可变成可算计的事件，都可再度换算成经济学和资本价值利润。

　　文学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盛大和华丽；另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疑难重重。“没有了文学等级，没有了文学体裁，没有了诗人、作家的身份意识，没有了文学史……”这并不是文学的死亡，甚至不是文学发生的新的事件，这样的事实，一直存在于文学内部，现代以来一直就有一种要摆脱既定秩序和文学史制度的文学，那是文学自我更新渴望的神话式的超越，那是在任何时候文学都不可磨灭的生命冲动。就是在今天，反倒没有多少理由去颂扬这样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如今被掺杂太多的虚假意识，今天，不同的诗人、作家身份意识同样的要建构，文学史也是如此，庶民的胜利意味着另一种文学史要被书写。旧有的文学史也不会轻易崩溃，我说过，只要大学教育存在，瓦解旧有的历史秩序并不是那么容易，尽管大学体制中想瓦解旧有秩序的大有人在。这也同样是新生代与老一辈的冲突。没有什么稀奇的事件发生，更没有什么福音降临，也没有什么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踱着方步说:生存还是死亡？

　　不过确实有人在说：去死，去死吧，死去吧！这倒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这样的声音无法催促文学去死，那是外面的声音，那些外在的秩序、制度、人心、现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文学不会在这些事件死去，这些事件也构不成文学去死的现场。

　　我绝不是要与诗人/商人叶匡政论辩，也无须反其道而行之。事实上，我只是说，他说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另外，他说的只是表面现象。文学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不会死去，即使以幽灵化的形式，它也有其生长的空间。但文学要死，文学将死，这都是即将发生的事件，这样的事件总要到来，就像人之将死，就像鲁迅笔下那个富人家满月的孩子，因为只有人知道人之将死。人当然也知道文学终归要有一死。虽然不是在今天，但我们称之为“今天”的时间标记，总是“将死”的一个不可逆的出发点，文学“将死”，这是文学在每一场变革时期都面临的问题，只是今天显得尤其紧迫而已。

　　文学将死，不是旧有的制度、秩序即将崩溃，而是文学骨子里的创造性的枯竭。文学，小说与诗歌之类的文体，再也难以在创新性上花样翻新。文学处在各种图像和声音的超级文化符号的挤压之中，处在边缘化的状态，但也正是因为此，文学以其幽灵化的方式获得游击战的那种积极性和生动性。但文学面对自身硬碰硬的创新性，文学在这里真正是面临枯竭，或者说面临“绝境”了。

　　文学可以说处在一个绝境，不认识到文学“将死”，文学如何处于将死的绝境，那绝对不是正视现实的态度。也只有从将死的绝境出发，才能理解当今文学作出的种种努力，也才能认识那些“向死而生”具有“不死”意义的创新之举。所有的文学创新，在今天就是与“本已之死”作殊死搏斗，只有这种境遇，是文学自我意识的境遇，这才是文学面向未来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