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在《洗澡》一文里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把洗澡当做一件大事的。自古就有沐浴而朝，齐戒沐浴以祀上帝的说法。曾点的生平快事是‘浴于沂’。唯因其为大事，似乎未能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了唐朝，还有人‘居丧毁慕，三年不澡沐’。晋朝的王猛扪虱而谈，更是经常不洗澡的明证。”这个考据有一相情愿的动机，主要是在于魏晋时期，兴起“服石”之风，称“五石散”或“寒食散”，服后烦热，因猛浇冷水而易暴卒，士大夫于是到处“行散”乱窜或睡卧路旁，以显示其高贵和阔绰。甚至没落了的隐士已经无力服石时，也要硬装出服过的样子。体热加上不敢洗澡，很容易生虱子。在隐士们看来，在浓郁的体味里不停有动物出入，更是回归自然之相，虱子俨然已经是风度和人生追求的证词了。宋代文人陈善，写了一本笔记，上下各四卷，记北宋政事。其上卷原名《窗间纪闻》，至南宋时定稿，改书名为《扪虱新话》。这就是说，筛子已经不满足于登堂入室如影随形，它跃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虫，并在书墨间留下它诡异的形迹。

　　在周作人的文章里，他写到王安石一日上朝，有只虱子从他的衣领里悄悄爬出，一路蜿蜒，攀上胡须，王安石浑不自觉，神宗皇帝看到了，开心一笑。下朝的时候，王安石问同僚王禹玉，皇上因何而笑？王禹玉据实相告，王安石赶快命人搜寻这只虱子，准备将之一举歼灭。王禹玉说：“此虱屡游相须，曾经御览，未可杀也，或曰放焉。”

　　还是宋朝，据说宋徽宗被金兵掳去五国城后，身上生了虱子，这个风流倜傥的画家皇帝，大概比他老爹神宗皇帝爱干净，居然不认得虱子，于是写信给旧臣：“朕身上生虫，形如琵琶。”幽默中实有几分悲凉，说虱形如琵琶，也亏他想象得来，这也是艺术家的可爱或是可叹之处吧?

　　妓女扪虱，又是别有一番讲究。据《坚瓤集》载，一清客与妓女相对而坐，清客时不时将虱子扔到口中，如嚼蚕豆般喀嘣作响，此等生猛作派，被妓女哂笑，俄顷，妓女也从身上摸出一虱，她施施然将虱子放到熏香的炉里，“啪”的一声，虱子爆了，清客说，熟了。妓女说，比生吃好吧？

　　书中还有一条故事：“张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贞公席，食鳗鱼蝗鱼。厄人误不置醋。张云，仓皇失措。文贞腰扪一虱，以齿毙之，血溅以上。张云，大率类此。文贞亦解颐。”

　　甘蝇是石时一个著名的射箭高手。只要他一拉开弓，野兽就要伏在地上，飞鸟就要掉下来。甘蝇的弟子飞卫曾向甘蝇学射箭，学成之后，比师父的本领还高。后来纪昌要拜飞卫为师学射箭。

　　飞卫对纪昌说：“你先要练习不眨眼的本领，有了这个本领再跟我来学。”纪昌回到家，仰面躺在正在织布的织机下，两眼不眨地盯着踏板。一天、两天……二年过后，纪昌终于练好了眼睛不眨的功夫。于是去拜见他师父飞卫。飞卫说：“这还不行，还要学看的本领，要能把小的东西看得很大、很清楚，然后再来找我”。

　　纪昌回到家，在一根牛尾毛捆住一个虱子，挂在窗口，每天都盯着它看。又是一天、两天、三天……三年过去了，他竟然能把一个虱子看得象车轮一样大。再看其它物体，也都能把它们看大。纪昌拿来一张弓，搭上箭，向虱子射去，箭正好从虱子正中间穿过去，而挂虱子的牛毛没有断。纪昌连忙去找飞卫，飞卫高兴地说“你真正学到了射箭的真本领。”

　　纪昌射虱心的时候，就发现文化虫“如车轮焉。以睹余物，皆丘山也，”文化虫一旦膨胀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想象被文化反衬的世界格局了。但比起当前的文化决定论者，就发现古人还是小气了。在可以对空气进行文化性质考证的自由年代，我怀疑他们所谓的文化，不过是虱子的影子部队罢了。

　　虱子在《圣经》里也一度成为验证奇迹的砝码。埃及的术士曾试图用幻象来复制摩西的神迹，最初几次他们也成功了，但当神使地上的尘土变成虱子时，术土们失败了，喊道：“这是神的手段。”这肯定是神示的奇迹，一颗沙砾都可以看出大千世界，那么一只虱子怎么不可以包容宇宙的尊严与跌宕呢？因此，让俗人恼怒的文化虫，得到文化人的赞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周作人在《虱子》一文里转述了罗素《结婚与道德》第五章的一节话：“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这就毫无争议地让我们看到，东西方的先哲大贤们对待这个小小的文化虫，都采取了一致的赞美态度。但虱子是沉默的，它一味地低伏，躲闪，即使拥有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也至多是以竖排的形式蜿蜒于磅礴的繁体字两侧，就像八行书的间隔线，若有若无，时断时续。如果你不看文字而只是关注这些间隔线的话，就觉得它们就是密码的书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