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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国学真是红火了。 10月29日，北师大“辅仁国学研究所”揭牌。 大家对“国学的定位和前景”发表了许多的意见，尽管许多的意见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但许多朋友的聚会还是很高兴的。 大家的话题中还有许多集中于“国学”是否应成为学科，这些问题我不懂，所以也就没有发言，对于国学的前景更是无从说起，所以，中间跑到楼下晒太阳。 10月30日在北大开“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的会。这个会议筹备了一段时间，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人。可惜会议的重要人物杜维明先生因为其高堂老母仙逝而临时回美国，只有老黄依然健谈。 会议的两个关键人物当然是李泽厚和朱维铮。李泽厚先生我谈得已经比较多了，所以便只能按下不表，单说朱维铮。 这个朱维铮先生，我当然是久闻大名，但一直未曾谋面。今天之所以要写一下他，一方面是自己的研究有许多方面受惠于他，另一方面是中午在勺园吃饭，我因下午有课只能先行撤退，临别出于礼貌向他辞行，不想说了一段时间的话，因为他说了解我所做的事，多少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经历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人，大概都会知道朱先生当时在上海所做的工作，比如他主持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就在那套书中。后来他主持过一个会议，会议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收集了当时的最有代表性的作者的观点，也是一时影响不小。 后来我看他的一些小的作品集，最喜欢的书名是《音调未定的传统》，将一个隆重的问题用如此轻灵的名称说出来，没有一些才气是不行的。 我一段时间做近代思想，他和钱钟书先生合作编辑的近现代名著系列有好多本我都买过，尽管书价贵得出奇，比如《万国公报文选》，他的序言写得真好。 最近我对章太炎化过一些工夫，后来发现该老先生当时领着上海的工人阶级注视章的著作，真是不得了。 今天的会议上，他的表现有趣，先是把北京的学者骂一顿，说北京的学者如何自以为是，不了解别的地方的研究情况，并说自己并非是要挑起海派和京派的争论。然后开始骂北京的国学热。 他把前一阵在报纸上的那些话又讲了一遍，比如“国学”一词是从日本引入的，那个国家没有“国学”，将国学设成学科如何荒谬等等，接着又开始骂国际儒联和孔子基金会，说国际儒联的报道有点像中央的文件如何如何？ 这样的话说完之后，他的发言基本上也就结束了。 晚上回家，查一些他的材料，发现他已经是复旦的人文的旗帜。 今年是朱维铮先生踏入历史领域的第五十一个春秋，也是他从教的第四十六个年头。朱先生称自己为“老复旦”，他1955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中国经学史十讲》等，著述总数约为130部，曾在海内外各种刊物、会议文集等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他多次主持大型国际会议，给与中国历史研究成果许多重要启迪，如1986年由他主持的重新评价中国文化会议，是文革结束后首次重新专事关注传统中国的会议。 尽管朱维铮先生始终谦称自己为“中国史学的一名从业者”，然而，德国的汉学家们却称赞他为“低调的大师”。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傅敏怡教授在祝词中赞许道：“朱维铮不仅以自己诸多著述，同时通过他的学生们，为全新理解那一复杂多样的时代，做出贡献。他不断将传教与科学的历史纳入研究，也同样关注迄今为人忽略的温和改革家和所谓保守派人物。在这一领域里，他的著述产生了至为广泛的国际影响，尤其惠及德国的中国史学”。埃森文化研究学院院长吕森教授表示，“朱维铮先生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可以看作是对我们的激励：他激励我们参与到相同理性表转下的讨论对话中来”，“我们在这里授予朱维铮先生荣誉博士学位，以表达我们对这位启蒙现代思想忠实捍卫者的敬意”。 但也有一些对他的描写比较接近于今天的表现（此文转自网络媒体，本人无法确定真伪），转贴一下。 朱维铮 朱维铮是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可就是这面大旗在复旦飘扬了一辈子了，小道消息知道的少的同学却几乎不知道，朱维铮在复旦红过两次，最近一次是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文化史国际会议，伴随着《走出中世纪》的出版，一直到今天；而实际上朱维铮从来不提他在解放后的神气。此公曾经是上海市造反派的一个小司令似的人物，是“X·1X”分子，据说当初和他同坐一张办公桌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姚文元“先生”。此公年轻时节比起现在来要风光许多，是扎起武装带骑着大摩托带着红袖箍的。我读他的书是在高中了，他的《走出中世纪》和《音调未定的传统》在我看来是极标准的“秋雨”模式，而且似乎是个带点文学青年气的中年学者，谁知到了复旦一见之下，讶然非常，朱先生竟然颇以老先生自居了起来，倘若把他的授课语录公布于世，很有些人的脸皮要气紫的。 朱的崇拜者很多，我就有一个师兄，曾经私底下把朱校过的书重校过一遍，发现多出来六十八处错误，而依然恭恭敬敬的称呼他：朱先生。“朱先生”自己似乎从来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过，曾在课大言：我校的某某书，送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编辑看了一遍，说，朱维铮校过的书没有错误。我拿回去仔细一看，还有一处错误。然后对我们长叹：这就叫人无完人啊！哎……不愧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语言多么峰回路转！ 复旦对朱是没有敢于提出异议的人的，既因为自己学问太差（注意，我从来不认为是他学问太好！），又因为这个人脾气很臭。我听一位傅杰先生讲过，朱与华师大诸同行喝酒，随口一句“唯酒无量”，旁边正好有一个不识相的博导，大概忘了眼前说话的人是谁了，问道：“典出何处？”朱大怒，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论语·乡党第十！”傅杰接着叹道：学问与脾气成正比！我几乎绝倒，也是这位不幸的文盲博导撞到朱维铮的枪口上了，老朱的《论语》是最熟的，但是假如他哪堂课让我听不出一处引书错误，那么就算是很可惊奇的事情了。可是问题在能背出论语就叫脾气与学问成正比，文革一代的水平可想而知。 老朱的臭脾气让他出了名，以致于成为了复旦传播中央文件的中心，每次开课讲座，慕名而去的人万头攒动，我敢说少有人弄得清楚他讲的半吊子经学史的，但是他成功的完成了自己学术明星的任务，满足了下面学术追星族的欲望，他的一些黑色政治玩笑足够这群人消化很长时间的。这却也是他的可爱之处，就算有电视转播，他仍然敢作他的非圣侮法的事情，我听他讲三国演义将军如果烧杀抢掠，在著名开荒运动中种鸦片卖给当时的中国第一大党，听他讲太上皇如何像个小脚婆娘，好像摄像机镜头不存在一般，这个时候我还是为他捏一把汗的。客观地讲，我虽然觉得这个人把前辈都弄成獐头鼠目的样子，摆出一幅要对前辈作盖棺定论的架势，我是非常不屑的，但是他的学问比起同辈人来说确实有独到之处，特别是他的“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挨九十九刀是死，挨一百刀也是死”的精神在浮糜的上海也算一种硬朗，而且这个人学界前辈的掌故所知甚多，解答过我不少困惑。 今年与丁耘兄和曾亦兄商定，明年去复旦参加他们搞的一个五四的会，应该专程去拜访这位老先生。不亦令人期待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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