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版古籍掇英

　　在即将举办的中国书店2007年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亮点最为突出的当属清代古籍。在上拍的近二百部清代古籍中，包括有内府刻本、精刻本、书院本、名家藏本等。品类众多，内容丰富为其主要特点。

　　要说清代刻书，皇宫武英殿则必不可少。武英殿所刻古籍以校勘精审、写绘精美、镌刻精良、纸墨精妙、刷印上乘、装潢考究越来越受到藏书家的追捧，近年在拍卖会上屡屡创出新高。本次拍卖会，清代殿版古籍共上拍十余部，其中既有内府刻本，也有内府写本，而且多为数十册一套的“大部头”。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内府刊四色套印本《古文渊鉴》，为4函24册；康熙四十六年(1707)扬州诗局刊本《御制佩文斋咏物诗选》，为6函64册；康熙五十年(1711)扬州诗局刊本《佩文韵府》，达20函95册；而嘉庆二十三年(1818)扬州诗局刊本《钦定全唐文》，竟达24函192册。同治内府写本《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虽仅为1册一卷，但因属皇帝档案资料，散失在民间也极为罕见。如此多重量级皇家所刻古籍汇于一堂，颇为不易。

　　一直倍受藏家喜爱的清代家刻本、精刻本在本次拍卖会上所占比例也不小，其中有康熙年间林佶写刻本《尧峰文钞》、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刊本《春秋集解》、乾隆二十三年(1758)卢氏雅雨堂刊本《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乾隆四十四年（1779）鲍氏知不足斋刊本《列女传》等。而刊印于康熙年间的《新编南词定律》虽仅存1册，但其所用纸张则为罕见的开化罗纹纸。众所周知，开化纸与罗纹纸有其共通之处，均颜色洁白，质地细薄柔实。但又各有其鲜明的特性，开化纸的自然氧化斑点，罗纹纸显著的簾纹是其它纸张所不具备的。而此书用纸不仅纤维细腻，质地柔软，而且簾纹清晰，氧化斑点明显，应为我国古代造纸术的一个新奇品种，为学者研究古代造纸工艺提供了重要标本。

　　第189号拍卖品为清道光十年(1830)李氏仿宋胶泥活字印本《绎史摭遗》、《绎史卹諡考》。泥活字印刷术，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记载于宋人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但一直未见实物留存。清道光间，李瑶访书至浙江，居吴山，见清温睿林所撰，记南明政权期间人物传记《南疆绎史》抄本，为流传于世，便历尽艰辛，用“毕昇活字法排印成编”。同时还合印自己所纂辑《绎史摭遗》、《绎史卹諡考》二书。初印仅八十部。是书不仅存世量极少，而且还是我国迄今所知用泥活字印刷最早的实物留存。在本次拍卖会上，必将成为藏家竞逐的焦点。

　　中国古代书院是社会文化教育基地，它不仅具有讲学、藏书、著书、学术研究等多种职能，而且刻书则也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书院刻书始于宋代。南宋时由于书院数量的增加，使书院对书籍的需要量不断扩大，从而促进了刻书的发展，以后日渐成熟。元明两朝书院继续刻书，至清代为最兴盛，形成了古代刻书史上独树一帜的书院刻本。本次拍卖会上共有五部明清书院刊本，分别是明嘉靖十四年(1537)嶶藩崇古书院刊本《锦绣万花谷》、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安徽歙县紫阳书院刊本《御选唐宋诗醇》、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 河南开封大梁书院刊本《夏峰先生集》、清湖南长沙云山书院刊本《说略十集》、清同治六年(1867) 湖南怀化袁浦崇实书院刊本《示朴斋骈体文》。此外还有民国九年(1920)刘氏嘉业堂影宋鹭洲书院刊本《汉书》。 这些书院刻书，为研究中国的印刷史、文化史、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清代方志类古籍不仅其中蕴含了广博的信息，而且往往是图文并茂，而深受藏家喜爱。第313号拍卖品《灵隐寺志》，为康熙十一年(1672)灵隐寺自刻本，内收精刻寺庙图12幅。全书不仅图案绘制细腻，而且史料详实，对于了解灵隐寺的建置史提供了难得的佐证。同时上拍的光绪年间刊印的《江苏海塘新志》、《重修广平府志》、《荆州万城堤志》等也都为方志中的精品。

　　以上所例，仅为众多清版古籍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作品，可为抛砖引玉。如您喜欢古籍，如您钟情清代版刻图书，或者说您想了解中国的古籍善本，那么就请到中国书店、到海王村拍卖公司来看一看吧。（撰稿人：吕志强）

　　泥活字再现海王村

　　活字印刷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据宋人沈括(公元1030－1094年)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记：“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书中还详细记述了胶泥活字制作工艺及摆版印刷的全部过程。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至清中期以前，泥活字印刷品世间无存，直到清道光时苏州人李瑶依据《梦溪笔谈》所记，开始进行泥活字的仿制和印刷，才能够让我们在今天亲眼目睹胶泥活字版古籍善本之真面目。

　　李瑶，字子玉，苏州人，室名萨达摩芬陀丽精舍。另从其所印书上署“七宝生”、“七宝”来看，似应为其号。此人“负才多艺，好故而好游，游倦辄拥书坐，虽客中，亦至忘寝食事”。晚年客居杭州，并在此倾注一生心血，分别于清道光十年（1830）和十二年（1832）完成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两部胶泥活字版图书的印制。在其印制生产过程中，李瑶饱尝了人间的甘苦，受尽了世间的冷讽，自序道“褚本不足，则馨我行装，投诸质库。又不足，乞赀市侩，耐尽诽嘲”。在摆印《校补金石例四种》时，李瑶已“抱疴既久”，重病在身，其“凡雠校事命吾子辛生参之”。由此可以看出，李氏是在极端艰辛的生活中，凭借着对事业的执着与追求才完成了胶泥活字版图书的印制工作。

　　由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主办的“中国书店2007年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第189号拍卖品即为清道光十年李瑶仿宋胶泥活字印本《绎史摭遗》和《绎史卹諡考》。具资料记载，清道光间李瑶访书至浙江，居吴山，见清温睿林所撰，记南明政权期间人物传记的《南疆绎史》抄本，为便于传世，便用“毕昇活字法排印成编”。同时还合印了自己纂辑的《绎史摭遗》、《绎史卹諡考》二书。

　　《绎史摭遗》，十八卷，分为7册，书高26.5厘米，宽17.3厘米；版框高20.8厘米，半叶宽15厘米；牌记上刊印“道光庚寅闰月古高易氏补勘于萧山蔡氏之城南草堂”22字；“卷目”尾印有“道光十年重午 七宝生并记”。《绎史卹諡考》，八卷，分为2册，书高、宽同上；版框高20.6厘米，半叶宽15厘米；牌记上刊印“古高易氏辑”5字。两书均半叶9行，行20字，左右双边，上下黑口，上单墨鱼尾下为书名，著者署名“吴郡李瑶子玉氏辑”。字体排列虽整齐，但仍略显松散，边框四角均为断口，留有明显的活字排版刷印痕迹。与《校补金石例四种》勘比，其印纸字迹，行款版式等如出一辙，堪称是李瑶泥活字印本的姊妹书。

　　《绎史摭遗》、《绎史卹諡考》，虽为附于《南疆绎史勘本》一书之后，但二书为李瑶所撰，独立成章，因此并不影响其独立性与资料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不仅为我国迄今所知用仿宋胶泥活字印刷最早之实物，而且当时仅印刷了60部，存世极为罕见，就连国家图书馆所存此书，也不为足本。

　　1998年，拍卖公司曾从民间征集到一套清道光十二年李氏仿宋胶泥活字印本《校补金石例四种》，在秋季拍卖会上以8.25万元成交。事隔7年后的2005年春季，此书再次出现在海王村的拍卖会上，虽仅隔数年，但今非昔比，在众多买家的竞价中，最终以53.9万元的成交价易主。可见李氏仿宋胶泥活字所印之书的珍贵性与存世量的稀少，已经得到众多收藏家的喜爱和关注。

　　《绎史摭遗》、《绎史卹諡考》，是书刊资料走进拍卖市场十余年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拍卖的第二部仿宋胶泥版活字印本古籍。而至今出现在拍卖会上的两部三次仿宋胶泥版活字印本古籍都花落海王村，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冥冥宇宙有知音？同时，拍卖公司还上拍了52枚来自安徽省泾县的泥活字实物，其中有阳文4种41枚，阴文字模3种11枚。书与实物，同列拍场，可谓“和氏玉璧”。

　　我们期待着这部珍贵的古籍善本和这52枚罕见的泥活字能走进国家的图书馆或有实力的收藏家手中。（撰稿人：尧尧）

　　舆图收藏

　　舆图，自古为国家所重，为兵家所用。舆图收藏，不仅可从寸尺之间纵览九州，而且历史变迁、河道改移、城池存亡均可历历在目。因此舆图是了解过去，知道现在，展望未来的最好图画。鉴于此，海王村拍卖公司在历届春、秋两季拍卖会上必上舆图，已成为公司与收藏家们的共识。

　　此次拍卖会上，最瞩目的舆图末过于清同治八年(1867) 长沙人李世琠绘制的《长江一览图》。该图为卷轴装，长达近12米，手工绘制并设色。全图首起苏州，沿长江向西，历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诸省，至湖南湘潭止。全图采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画法，将两岸的山川、名胜、古迹、城池一一收入图中，其气势宏伟，色彩艳丽，为难得一见的长江万里风景图。

　　位于第322号拍卖品的《广东水师海防驻军图》，绘制时期当为清代中期广东水师成立之初。此图为明清海防图中常见的“一”字式长卷，包含中国东南沿海全线境域。起自福建水师防地最北端之“乌龙江”、“定海所”，终至广东水师防地最西端之“郊止墩”，对东南沿海全境的32座草木庙塔、54座军用粮仓、110处港口、水道、泊地及650座主要城市的驻兵地点作了详细标注。同时还注明两地之间航路里程、河泊可停战船数量、港口锚地水深以及能否避风、海底泥质等相应信息。台湾海峡、台湾岛西海岸的部分地区，如台湾府、淡水等地、现海南省全岛等均收于图上。全图绘制细致非凡，图画线条流畅，笔法精妙，为研究清代海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有关黄河水患和河道治理的舆图，此次共上拍6件，均为清代官绘本和刻印本。如《勘查豫省中河漫口黄水经过州县入淮归湖情形图》、《洪泽湖修筑铁路船坞及枯河挑深情形图》、《河南水患图》分别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道光十八年(1838)、道光二十三年(1843)官府设色绘本。《万城大堤简明图》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用朱墨两色套印。图上又分别以黄、红、青等色标注长江、湖泊及堤坝等，使人一目了然，是研究中国古代水利发展史的一件珍贵资料。

　　舆图所蕴涵的历史性与资料性，历来为收藏家所重视。此次拍卖的《中国电线图》，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绘制出版。图中详细标明清朝末年全国的电线线路，其中包括陆上线路和海下线路，并用中英文标注地名。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在100多年以前，我们的电报已通达全国。它不仅为研究中国电线网络线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是了解清朝末年中国电力发展的极为宝贵资料。据《北京青年报》2007年9月28日报道：大清王朝的全国电报干线始建于1881年，1889年建成，1903年由中国人和外国人联合绘制了此图。这是我国最早的电报干线史料图，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喜欢收藏有关北京历史地图的藏家，在此次拍卖会上可见到日本昭和十五年(1940)兴正院华北联络部政务局调查所影印本《乾隆京城全图》，是图为北京城历史上第一幅最完整、最详细、最大比例尺的北京内外城区实测地图。清光绪末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北京明细全图》。民国政府成立后于民国二年(1913)由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测绘出版的第一幅北京城区全图《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等。

　　此外还有清嘉庆十一年(1806)刊印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民国二十一年(1932)故宫博物院用清乾隆四十年(1775)内府镌制铜板印刷的《清乾隆内府與图》，民国九年(1920)彩色印刷的《中华邮政舆图》，民国八年(1919)印制的，原属我国领土一部分的《唐努乌梁海图》等。

　　近年来，国内舆图收藏不断发展壮大，市场价格逐年攀升。古老舆图与古籍善本比肩而立，逐步走上各大拍卖会，成为这一收藏板块不可缺少的藏品。我们期待着拍卖的成功与舆图收藏继续走向新的高峰。（撰稿人：宋月）

　　独领风骚的鲁迅作品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以其犀利的文笔、昂扬的斗志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早已被每一位国人所熟识。而先生的作品，也是收藏家一直追逐的焦点。很多喜欢有关新文学运动书刊的收藏家，为了得到一本鲁迅先生的早期版本著作，更是一掷千金。今年春季，一册1935年联华书局出版的先生签名本《小说旧闻钞》，则以121,000元的价格在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成交。它不仅创下了先生平装图书的最高价，而且也创出了近现代平装图书拍卖的新高。

　　2007年秋季拍卖即将来临，海王村拍卖公司又为收藏家们准备了6件先生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必将掀起先生作品收藏热一个新的高潮。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先生于宣统元年（1909）在日本留学归来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先生与胞弟周作人合译的短篇小说集。此书出版后分别在日本东京和上海出售发行，并由先生负责。但是销售情况并不太好，据先生11年后在上海群益书社重印此书的序中回忆到：由于当时销售欠佳，东京仅卖出21本，上海也不过卖出了20册上下，余书便存放在上海寄售处。后寄售处不慎失火，将书与书板全部化为灰烬。因此，是书的初版初印本也成了先生发行量最少的一部著作，其目前存世量仅为数册。本次拍卖会的第379号标的即为此书。书的封面上端印有长方形希腊风格绘画图案，书名位于图案下端，自右向左横向排列《域外小说集》五字。其中“域”与“集”字的古字写法，亦为初版所独有。书尾版权页上印有“已酉二月十一日印成”、“发行者周树人”、“总寄售处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街广昌隆绸庄”等语。此书为鲁迅先生早期的翻译著作，无论是作为文学文本，还是作为翻译文本，都是研究先生早期作品的重要著作，其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其价值更不言自明。

　　1933年，经鲁迅先生倡始，郑振铎先生搜访，由荣宝斋等诸家高级技师精心雕版、印制而成的《北平笺谱》，是先生晚年为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重大贡献。是书共收作品332幅，均由鲁迅先生亲自选定，用中国传统木版水印技术再加之拱花技艺印制。其工艺、色彩、图案堪称雄冠。由于仅印百部，其出版过程历尽艰辛，西谛先生后跋中感言道“看够了冰冷冷的拒人千里的面孔，玩够了未曾习惯的讨价还价，斤两计较的伎俩，说尽了从来不曾说过的无数恳托敷衍的话，有时还未免带些言不由衷的浮夸，一切都只为了这部《北平笺谱》。”本次拍卖的《北平笺谱》，即为百部中第22号者。书首序言末钤有鲁迅、郑振铎、魏建功、郭绍虞等名家印记。书尾版权页上有鲁迅、西谛二位先生亲笔签名。鲁迅一生著作颇丰，然所留世签名本则寥若晨星，向来被收藏家视如珍宝。而此书集名作、名版、名家签名及钤印于一身，必为众多藏家求之多年终不可得。据说巴金先生曾得此书之第94号，甚为喜爱，晚年赠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该馆将其藏于巴金文库之中并以“镇馆之宝”视之。这部“全都是鲁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结束了这事”（郑振铎先生语）的《北平笺谱》，相信此次现身拍场，定会成为众多买家关注的焦点。

　　鲁迅先生以自己名义出资捐刻的作品，由于其内容深刻或发行量较少也为当今藏家所关注。《死魂灵百图》与《百喻经》即为先生出资出版。鲁迅先生在晚年翻译了他认为对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可以作为中国人认识自己社会参照物的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1935年先生在获得阿庚所作《死魂灵百图》后十分高兴，认为“读者于读译本时，并翻此册，则果戈理时代的俄国中流社会情状，历历如在眼前，介绍名作兼及如此多数的版画，在中国实为空前之举”。即以三閒书屋的名义自费印刷1000部。

　　《百喻经》全称《百句譬喻经》，为先生出资所刻另一部著作。据记载先生研佛始于1914年，此书即是这年雕版至次年一月刻成，且仅印100部。书尾刊有“会稽周树人施洋六十元，敬刻此经”等语。所印百部书中，所用纸张大多为竹纸，而本次拍卖的则为宣纸刷印，更显珍贵。此书的另一个版本《痴华鬘》则为1926年5月，鲁迅出资赞助王品清校点《百喻经》而成。先生亲自为其作了题记并以原书名《痴华鬘》交上海北新书局用蓝色油墨印刷出版，使这一佛教文化经典得以广泛流传。

　　以上三件先生的作品，分别位于此次拍卖会的第380、381、382号拍卖标的。

　　鲁迅先生逝世于1936年，而先生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将自己的著作加以整理出版。先生在临终前至曹靖华的信中说道：“回忆《坟》的第一篇，是1907年，到现在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200万字，颇想集成一部，印它几百部，以作纪念。且欲购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可惜这一计划先生生前未能实现。1941年许广平为完成其遗愿，对先生的著作进行了调整与补充，编成《鲁迅三十年集》，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印行，方才曲折问世。拍卖品第383号，即为民国三十年(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初印的《鲁迅三十年集》。《全集》收录先生著作26种,是后人研究鲁迅、纪念鲁迅的重要版本。

　　先生离开我们已经7１年了，他的作品被翻译成６０多种语言，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华裔子孙。今天，我们在先生的著作中、在他的文字中，仍可读到他那超绝的思想和伟大的人格。同时我们也相信，本次鲁迅先生作品的专题拍卖，不仅会满足藏书家们的欲求，同时也会推进先生作品收藏的境界。(撰稿人：徐昌)

　　周一良旧藏珍品

　　金秋时节的北京，又迎来了今年的金秋拍卖会。在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举办的历届书刊资料拍卖会中，名家私藏一向备受买家欢迎。而今秋的拍卖会，海王村推出国学大师周一良先生藏书十三部，囊括佛经、历史、地理、金石、考古等，内容丰富。

　　周一良，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杰出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学贯中西，著述颇丰。其早年入北平燕京大学专修国文，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归国后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历史系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亚洲（亚非）室教研室主任，专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被业界学者尊为赖以敬仰的国学大师。著有《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亚洲古代各国史》、《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一良先生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其先祖周馥本是晚清的封疆大吏，经商后财力雄厚，他尤其重视教育，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先进思想，将儒、道、佛学思想进行有机地结合，依托庞大的家族影响力，使周氏家族在历史的舞台上风光荣耀了整整一百年。周家的后生晚辈更是风起云涌，代有人出。在第二代人中，周学熙是北方民族工业的奠基人，被人们誉为“北国工业巨子”，其兄周学海“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为我国的医学事业作出卓越了贡献。在第三代人中，有周今觉、周叔韬、周志俊这样的儒商。雄厚渊博的家世背景同时也为周一良海纳百川的藏书规模构筑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此次拍卖的周先生藏书可分为三个类别：清版古籍、民国版图书和外文图书。

　　先生珍藏的清版古籍中第202号拍品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新化三味书室所刊《水经注》。周一良先生甚为喜爱此书，以朱、墨、铅笔作了通篇批校。而三种不同颜色的笔校，分别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所写及晚年所批。这三次批阅，也正是先生在三个不同时期对学术研究和思考的直观体现。另有清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崇文书局、江北刻经处所刊《日知录集释》、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太平御览》、清光绪金陵刻经处《高僧传》等亦为一良先生所藏清版古籍中之精品。

　　周先生毕生之藏书中的民国版书籍数目也甚为可观。《越缦堂日记》为晚清名士李慈铭所作，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印出版后，风行海内，士林争相一睹为快，曾有学者誉之为“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丝毫不为过。此次拍卖会第200号标的即为先生所藏此书之民国十一年、二十六年(1922、1937)影印本。书尾有周先生长跋曰:“往岁读书于辅仁大学，柯燕舲先生颇称此书，因购置之，而畏其卷帙浩繁，未尝翻阅也。廿七年春暮，家居多暇，课读正史以外颇欲留心近代，故遂先自此书始迨”云云近二百字，清楚的记载了此书购藏及阅读之缘由。第198号拍卖标的《永丰乡人稿》为国学大师罗振玉所著，亦为周一良旧藏，封面有周先生亲笔题写的书名。此外还有《秦汉金文录》、《雪堂校刊群书叙录》等。

　　第206号拍品《古代和阗考》等四种英、法文精装本书籍为敦煌学代表著作，皆出自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人沙畹之手。内收1907年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和阗考》2册，1912年伦敦出版的《中国沙漠中的遗址》2册，1921年伦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的《西域考古记》5册，1913年伦敦出版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1册，为研究中亚、中国西部文物考古的重要资料和敦煌学的珍贵文献，存世已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拍卖会上精彩呈现的周一良藏书多为普通古籍，皆因周老先生置书以治学，非单纯用于欣赏把玩，故精刊精印本尚不多见。而封面上多有亲笔署“一良”两字，并注购读日期于书面。稍有价值之文史著作，则钤“周一良”、“周一良所藏书”一二方印于书内扉页。然平凡不过的书籍，经由周老先生纳得赏鉴，在经批校，意义顿时不同，收藏价值与善本伯仲难分。有道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海王村拍卖公司在此诚邀各界文人雅士慧眼英才前来共襄盛举。（撰稿人：耿洁）

　　斯坦因的西域考古文献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先生的一声感叹，代表着所有中国学者的心声，也是中国文物文化史上无法回避的遗憾。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西北，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及其古遗迹，吸引了许多外国探险队，他们带着各自的使命对这座东方的文化宝库进行了考察和探险，同时也用令人发指的方式，劫掠了大量珍贵文物，给中国学术和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英国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便是最早来到中国西域和敦煌的探险家、考古学家之一。斯坦因，原籍匈牙利，1900年至1916年间，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曾先后三次对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和探险。他不仅发掘了尼雅、楼兰等古遗址，而且拍摄了大量敦煌莫高窟洞窟壁画，最重要的是通过不道德的交易从王圆箓道士手中骗取了大量刚刚发现的敦煌藏经洞中的古代文书，即敦煌遗书。

　　公元1900年至1901年，斯坦因第一次来到中国，对西域地区进行了考察探险。在这次活动中，他调查发掘了和阗和尼雅的古遗址，出版了考古报告《古代和阗考》（Ancient Khotan）和旅行记《沙埋和阗废址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1906年至1907年，斯坦因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中国探险。除了重访和阗和尼雅遗址外，他还发掘了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盗掘大量汉简。在拍摄敦煌莫高窟石窟壁画的同时，廉价从王圆箓道士处骗购了大量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古代文书。不久出版了旅行记《中国沙漠中的遗址》（Ruins of Desert Cathay）。至1921年出版了名为《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的正式考古发掘报告。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到中国，这次他不仅重访了和阗、尼雅、楼兰等遗址，并发掘了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的遗址。同时再次来到敦煌，并又一次从愚昧无知的王圆箓道士手中骗取了500余件敦煌遗书。其后发表了《亚洲腹地考古记》、《在中亚的古道上》等著作。

　　斯坦因所著的《古代和阗考》、《中国沙漠中的遗址》、《西域考古图记》三部书，是记录了他在中国西域考古探险和研究敦煌学的重要资料和珍贵文献。例如《古代和阗考》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对和阗、尼雅等地古遗址的发掘经过，同时收有当时摄制的大量出土文物资料照片，以及凭借他的地理学基础绘制的考古地图，从而建立了地理调查与考古发掘并重的西域学规范。《中国沙漠中的遗址》一书详细记录了他如何仅用40块马蹄银，就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了24箱文书，5箱绘画和刺绣精品。同时书中还收录了大量他在考察途中拍摄的照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地形地貌、风土民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西域考古图记》全书共五卷，卷一至卷三为文字部分，卷四为图版，共收图175幅，其中包括敦煌写本、绢画、塑像、碑铭等资料的彩色或黑白照片，卷五集彩色地图94幅，为斯坦因实地勘察绘制。这部学术著作较之旅行记更为系统、详细，是研究敦煌学以及西域文物考古的最基本资料。

　　以上三部有关西域和敦煌考古的珍贵英文专题文献资料，均将由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在11月4日举办的“中国书店2007年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进行拍卖。其中《古代和阗考》与《西域考古图记》分别为1907年和1921年由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和伦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中国沙漠中的遗址》，又有译作《沙漠契丹废址记》、《支那沙漠废墟》，是1912年在伦敦出版印刷。三书均为最早版本。

　　同时上拍的还有1913年伦敦出版，由法国著名汉学家、敦煌学家，斯坦因的弟子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所著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ais）法文版。沙畹，曾于1889、1907年两次来到中国，译注了大量汉文史籍，并考察了中国北方石窟。因为斯坦因不识汉文，因此斯氏从中国带回的汉简等均委托沙畹进行考释。书中对斯坦因在尼雅等地发掘的汉简进行整理和考释，每片汉简的绘图、编号与原物照片对应，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由于敦煌文物大量流失海外，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面临着资料严重匮乏的窘境。而以上四部专著，不仅为敦煌学诞生之初的学术成果，而且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更为珍贵的是图书中收录了大量清晰的照片和斯坦因绘制的精细地图，其版本价值亦不逊于资料实物价值。况且当时印刷量有限，目前在全球也极难寻如此完整之资料。因此本次拍卖将四部著作列为同一标的，有志于敦煌学和西域考古研究的朋友得之，定大有裨益。（撰稿人：王宇洋）